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進一步理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確了頂層設計與戰略部署。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紅利，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突出問題是什么，如何破解？

　　“從2007年起，我國城鄉居民年收入實際增幅已連續多年超過GDP增幅，但公眾總覺得收入沒有明顯增長，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振樓就此調研后提出書面意見。

　　六大因素造成分配格局突出問題

　　陳振樓在書面意見中闡述，六種因素造成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突出問題——

　　一是初次分配體制機制尚未理順。我國初次分配中的市場定價機制發育尚不健全，要素收益未被合理分享與分配。比如，相對于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等處于討價還價的弱勢；相對于體制內，體制外資金的借貸成本更高；相對于非國有經濟，國有經濟特別是在土地、石油、礦產等資源類公共品行業剩余收益的分配缺乏充分依據。凡此種種，造成“要素定價機制”尚未理順，收入在勞資之間、資金借貸的體制內外以及不同所有制企業與行業之間的懸殊較大。

　　二是再分配體制機制不完善。目前，我國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相對微弱，調節前后收入的基尼系數相差不大，而且部分地區還存在“逆向調節”現象，影響了政府對“市場失靈”的有效調控。

　　三是城鄉收入差距仍然較大。統計數據表明，我國60%-70%的收入差距來自于城鄉之間的非均衡發展，受我國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性制約，城鄉收入差距歷來是全國整體收入差距最大的貢獻者。

　　四是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來源日趨多元化，除了勞動收入還有貨幣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除了體制外收入還有體制內收入；除了規范性收入也有不規范收入。所有這些多元化的收入來源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但同時也加大了對收入來源和收入水平監測的難度。

　　五是收入統計手段和評估體系不完善。我國現行的收入統計指標體系是在20世紀80年代制定的，90年代后期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但從實際運行情況看，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嚴重滯后、個人信息數據采集失真等，已經成為完善分配監管體制和健全分配管理格局的突出制約因素。

　　六是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仍然突出。目前在一些公共部門，如機關事業單位、醫院和學校等，普遍存在著收入激勵的扭曲現象，使得“官民關系”、“醫患關系”、“教學關系”等處于緊張和不信任狀態，有損社會和諧。以公務員工資為例，我國公務員工資水平不高，但實際收入總體不低，結構不合理，大部分公務員收入來自津補貼，導致公務員法等一系列規范公務員工資的法律法規無法對公務員收入形成有效的約束，也無法對公務員隊伍提供長期有效的激勵機制。

　　機制創新 逐步形成收入分配新格局

　　十八屆三中全會設計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標，具有明確的指向性和清晰度———跳出了長期以來把收入分配改革等同于縮小收入差距，等同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公平與效率孰優孰劣的簡單判斷與爭論；明確指出，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厘清政府與市場權力在收入分配領域內的邊界，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因此，推進收入分配改革，要充分認識到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焦點，以及深層次矛盾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充分認識到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認識范式’也由此發生了深刻轉變；實踐發展亟需推動以‘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區分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理論創新，這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前提和條件。”陳振樓說，書面意見為此提出——

　　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真正全面落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建設更有效率的市場體系和高質量的服務型政府。

　　盡快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重新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根據“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指導原則，按照事權劃分中央和地方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

　　逐步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

　　通過啟動“第二次農村改革”即“農村財產權利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和貫徹“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形成規范透明高效的收入分配秩序和管理格局

　　改革現行的收入統計內容和核算方法，加強個人征信體系建設，增強收入統計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盡快推出公務員工資收入分配改革新方案

　　以“三公”經費改革為契機，通過引入自我激勵和市場激勵的原則，使壓縮“三公”經費開支和增加公務員收入互為手段與目標，實現兩者的聯動和相互激勵。通過工資改革調動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提高行政效率，形成對公務員的正向激勵，確保公務員工資水平與社會進步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