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似乎讓各國出現了方向性的誤判，讓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絕對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經濟的美國也走向了“國家資本主義”。大危機讓“凱恩斯主義”再次回歸。他所推崇的“國家干預經濟要求擴大政府支出，實行赤字經濟，政府支出成為市場需求的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經濟波動帶來的增長下降。”又一次成為反危機的武器。

　　但事實證明政府干預并不能消除經濟的周期波動，以至消滅經濟周期。從羅斯福“新政”到各國政府相繼出臺經濟干預的政策效果來看，雖然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經濟波動的震幅，刺激了經濟的加速復蘇，但從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經濟“滯漲”，以及隨后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的事實，不難看出政府干預不僅沒有消除經濟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經濟危機都會使政府負債更上一層，使其危機調控能力更降一層，凱恩斯主義也不是萬能的。

　　由此全球也患上了金融危機的“后遺癥”——大規模國家干預導致的政府債務膨脹。根據去年9月《經濟學人》雜志設立的“全球政府債務鐘”紀錄,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40萬億美元。“債務鐘”顯示,包括歐元區、英國、日本、以及美國是負債狀況最糟糕的國家或地區。反映各國政府債券風險大小的指標——主權信用違約掉期(CDS)擔保成本，從2008年9月底以來顯著上升。

　　從歷史上看，發生主權債務并不罕見，一旦一國的資產和經濟增長能力無法負擔其沉重的債務包袱時，債務國將選擇主權違約來消除債務負擔的可能性就變得很大。上世紀80、90年代就出現過拉美、阿根廷國家債務危機。但像本次危機這樣“范圍如此之廣，規模如此之大”還是第一次。

　　主權債務危機是全球大規模救市政策的副產品。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投入近5萬億美元刺激經濟，但上述資金大量流入金融系統和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提振作用有限。當前發達國家顯露出進入“流動性陷阱”的種種跡象：一是經濟依舊低迷，需求不足，私人自主性投資和消費萎靡不振，失業率高居不下；二是盡管利率已達最低水平，但由于投資者和經濟前景預期不佳，使得通過降息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的杠桿失靈，只能靠擴大政府支出，減稅等手段刺激經濟，政府財政負擔不斷加重。

　　伴隨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金融機構負債和美國的家庭負債向國家負債回歸。在實體經濟陷入衰退、私人部門收縮信貸與需求的過程中，公共部門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動了公共部門杠桿率的攀升。過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相當于政府把本來分散于各個經濟主體（如金融機構）的風險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資產負債表風險上升為集中的政府主權資產負債風險，其直接結果是公債債務水平及其融資成本的提高，公共資產負債表持續膨脹。而與之相對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發達經濟體自主性投資還很疲弱。2009年美國全年企業投資下滑17.9%，降幅創1942年以來新高，國家大規模干預的成本太高，而效率很低。

　　因此，此時出臺“民資20條“其意義不僅是“國退民進”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動力增長切換的問題，它反映了國家對反危機治理機制方面更深層次的考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經濟反哺，而是打破壟斷，制度保障的經濟自由、產權自由和流動自由等，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相信“民資20條”松綁的不僅僅是民間資本，也是政府自己。(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