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在遺囑中把遺產大部分用來資助這個年度獎項。根據其遺囑，獎項要頒給“過去的一年，為人類做出最偉大貢獻的人。”而文學獎上，是要頒給“表現出了理想主義傾向，并有最優秀作品的人”。我覺得所謂“表現出理想主義傾向”的界定這些年肯定讓瑞典皇家學院非常頭疼，這個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對于一百多年前的遺囑，我們要多嚴格地遵守？難道今天的評委沒有權力用當代表達重新詮釋？

　　諾貝爾在世的時代，瑞典最著名的作家是奧古斯特·斯特林堡，但是諾貝爾對他的作品沒有共鳴，斯特林堡在1912年去世，瑞典皇家學院從1901年至1911年有12次幾乎可以把獎頒給他，但是他們沒有。1903年他們給了挪威作家比昂松，1909年給了瑞典作家拉格格芙，比昂松的授獎辭里說他有著少有的純潔精神而拉格格芙則有著崇高的理想主義。

　　這樣大家就略懂一二了，這兩個人并不是當時最偉大的作家，但他們必須是和諾貝爾本人世界觀相容的作家。到了今天，如果說理想主義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標準似乎并不公平，但事實上這個獎項依然受這一表述的約束。皇家學院努力把即便并非理想主義者的作家也要在授獎詞中將他們劃入理想主義者。我舉三個例子，2004年獲獎的耶利內克，2001年的奈保爾和1969年的貝克特，他們三個作家都不是我認為的理想主義作家，我覺得將理想主義作為他們一生著作的總結也不切題。皇家學院下決心從他們作品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實他們每部作品都是相當黑暗的。

　　莫言：想獨往獨來，好冷眼旁觀

　　如果讓我自己選擇今天的演講題目，我絕對不選諾獎，但現在我只能冒風險附和庫切先生一下。

　　諾獎在世界是話題，在中國尤其是話題。魯迅拒絕諾獎提名是抽打中國現代作家的鞭子，我輩被認為缺少魯迅骨氣。魯迅被奉若神明，而中國當代作家卻不被當人看，這樣的做法稍顯過分。中國當代作家在過去30年來努力創作，我們的原動力不是諾獎。

　　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諾獎，他在瑞典演講時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很高興。大江先生認為我是有資格得諾獎的人之一，這也成為媒體經常把我和諾獎捆綁的主要原因，我之后不勝其煩。我曾公開表示，如果你跟哪個作家有仇，就造謠說他最有希望獲得諾獎，然后他的苦日子就來了。

　　如果這個作家想表達一些看法，人們會說“小心，他在用這樣的方式吸引瑞典評委的注意。”如果他批評體制，就逃脫不了向評委會獻媚的大棒。

　　很多事情是在你幾乎忘記時悄然而至，前幾年我還對諾獎抱有幾絲幻想，最近幾年，我覺得這是跟我擦肩而過的兩顆行星，漸行漸遠。我也一度認為諾獎有潛規則，而我不符合這個潛規則。

　　但實際上這個獎首先是文學獎，最根本衡量準則是文學，最根本意義是文學意義而不是其他。10月11日宣布我獲獎那天我很高興，有少數人不高興或者很不高興，當今世界，已經無法產生一個毫無爭議的諾獎獲得者。

　　獲獎之后，親戚朋友找工作打官司的都來找我，還有素不相識的人登門找我借錢，想買房子治病。也有人希望我發言，借此改變社會弊端。如果我幫了你的兒女，不就是擠掉別人兒女的機會，我如果處處發聲，處處擺出諾獎得主的嘴臉，我自己也會害臊。寫作也是發聲，文章改變不了的現實，說話就能改變？

　　獲得諾獎后該不該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在法理上我沒改變自己的公民身份，我的獎金不是從納稅人那里來的，我也沒有這樣的義務。我討厭拉幫結伙、黨同伐異，我喜歡獨往獨來，才能冷眼旁觀、才能洞察世態人情。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地位抬舉太高是對作家的傷害。我沒有政治家的興趣和能力，只想安靜寫點東西，我也會悄悄做一些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