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平時公卿大夫階層也天天運用，是當時統治者交流的重要方式。那時文化落后，能得到大家普遍認可的東西更少，《詩經》自然地位顯赫。從史料上看，大家應用《詩經》內容主要集中在這些方面：首先是總結殷商敗亡的歷史教訓。例如韓簡引《小雅·十月之交》中“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作者當為某大夫，說的是當時政治昏聵，國家災難不斷，忠臣恪盡職守，但是卻為謠言所傷，極為苦惱。一說刺周厲王，一說刺周幽王，總之是說對朝政不滿。其次是贊揚周代君王的功德和政治謀略。趙成子曾引《大雅·文王》中“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從歷史經驗的角度談修明德行的重要性。郤至引《周南·兔罝》“赳赳武人，公侯干城”，“赳赳武人，公侯腹心”，贊美文王招攬殷紂時退隱山林的賢人，積累政治勢力。樂丁引用《大雅·綿》中“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詩句，討論周興起的原因，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說：“《綿》，追述周德之興始于遷岐，民附也。”周王選定岐的肥美之地，開始走向強盛，但重視地利還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重視威德。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執政卿大夫，通過學習和研究《詩經》，一方面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政治歷史經驗，一方面用這些經驗來審視當時的國事，由此政治理性得到了充分提升。《詩經》恐怕在當時還承擔著政治教科書的功能！
正是因為《詩經》如此重要，所以當時王公貴族非常重視在上層社會加以推廣。但是當時無論是周朝還是諸侯國都有官學，貴族子弟都要到那里學習，學習運用《詩經》是最為核心的內容之一。實際上中國的“《詩》教”傳統從那時就已經起步，絕不是儒家占據了強勢地位之后才有的。這樣的局面對以后的歷史影響應該是非常巨大的。春秋中初期教育自然沒有普及到民間，真正開始普及下層社會還是孔子開始搞私學。下層接受文化，“士”階層才有崛起的可能，不過那已經是春秋末年和戰國時期的事情了。由此我們也看清了一個重要問題，“士”文化的興起不是天外來客，而是執政卿大夫文化起了重要的傳承與鋪墊作用；“士”文化的來源非常清楚，那就是執政卿大夫所造就的貴族文化。中國軸心時代文化覺醒的最初動力來自執政卿大夫階層，《詩經》是關鍵性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