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變化中的軍旅詩歌從未放棄對公共生活、共同價值和民族感情等的珍視和書寫。特別是從中國夢強軍夢、重大紀念日等眾多活動征文的詩歌作品看，軍旅詩人從未停止發聲，軍旅詩也大批量地在場，但佳作不多是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一部分軍旅詩人的創作似乎與詩性自覺本身存在著審美屏障，對詩歌語言、意象、意境作藝術轉換時，需要審美再創造。

　　一是軍旅詩的語言關隘。詩歌對于語言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軍旅詩解決了這一關隘，之后才談得上意象、意境。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尤里·梯尼亞諾夫說：“詞沒有一個確定的意義……其中每一次所產生的不僅是不同的意味，而且有時是不同的色澤。”詩歌應該永遠是新鮮的，是一種體現生命的運動和創造的存在。它不是分行的大白話和政治口號，而是藝術，藝術是使人對事物的感覺如同所見到的那樣，絕非所認知的那樣。若如此，拋棄慣常化的觀察和思考是必須的，從極為熟悉又不乏陳舊的詞句圍困中突圍出來，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從而增加其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如詩歌《陽光中的向日葵》中寫向日葵“把頭轉向身后”，人們固有的思維模式迅速打破。即使不了解寫作背景也能體悟詩句所隱含的屬于國家的、民族的抗爭與不屈的意味，屬于實現強軍夢的不凡氣格。

　　語言的創新對軍旅詩人寫作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少數軍旅詩歌的語言的確缺少一定的藝術性，常將詩歌簡化為歌詞。歌詞或許是詩歌建設的有益參照，但絕不等同于詩歌。軍旅詩歌中常見吶喊式、激情澎湃式的直抒胸臆原本無可厚非，詩歌需要激情，但絕不能未加克制地大喊大叫。那些沒有經過多少藝術選擇和加工的陳詞濫調隨意入詩，把類似政治口號的標語生硬地搬進詩行，這些明顯的非詩性語言的植入，均系語言的粗暴行為。語言是有個性、溫度、尊嚴和生命的，需要用精準的詞匯傳達出無限的情感。

　　中國傳統詩歌歷來注重煉字、活用詞語，軍旅詩人需要學習，那些無病呻吟的套話行話要擯棄，選用表現詩人生命和感情涌動的詞匯。所以，重視語言的分類和取舍，拓寬思維和語言的邊界，把詞的選擇與妙用作為軍旅詩人寫作自覺的藝術追求是當務之急。

　　二是軍旅詩的意境創造。好詩應該在韻味、意境和情思上呼應讀者心靈情感訴求、產生共鳴。詩歌的音節形式、語言推敲等固然重要，但使一首詩成其為詩的理由，是意境。卡爾維諾說：“詩要寫得像鳥一樣輕，但不要像鳥的羽毛一樣輕。”當代軍旅詩人要善于借鑒中國古典詩歌，特別是詩境的雋永和深刻。如詩歌《悼魯甸地震罹難者》開筆便有時間的挺進，把魯甸地域性的面積看成一顆“痣”，比喻本身很奇妙，強調了它的小，卻剎那成為了一個觸目驚心的“疤”。一個由模糊不清的物理邊界到可觸可感的情感傷疤，意象瞬間呈現。但詩人的想象力并非到此為止，他用“我”這個軍人的清醒體察到死難者難以安妥的靈魂，而這使漫長的黑夜“如一堆瓦礫”。詩人與其情感、靈魂自始至終未離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