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杭州2月26日電(記者馮源)在晚唐五代時期，釉色呈天青色的“秘色瓷”是瓷器的巔峰之作，但是它的產地卻是個千古之謎。記者從在浙江省慈溪市召開的上林湖后司岙窯址發掘現場專家論證會上獲悉，這里就是“秘色瓷”的最主要燒造地。
后司岙窯址位于上林湖西岸。這一地區古窯址密布，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被學術界確定為唐宋時期的越窯中心窯場和當時的全國窯業中心。越窯以地處越國故地得名，始燒于東漢，停燒于南宋，它在歷史上率先燒制出了首個成熟的瓷器品種——青瓷。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對后司岙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
此次發掘面積近1100平方米，出土了龍窯爐、房址、貯泥池、釉料缸等豐富的作坊遺跡，僅窯具和碎瓷的堆積就厚逾5米。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者使用了低空機無人遙感等三維記錄技術，而由于上林湖在新中國成立后建壩抬高了水位，他們還使用了多項水下考古技術。這使得此次考古成了“水陸空”考古。
而最重要的發現則是一批“秘色瓷”。故宮博物院、中國社科院、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多位專家學者2月24日－25日考察了考古工地和瓷器標本，他們確定，這里就是晚唐五代時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燒造地。
“秘色瓷”給后人留下了多個未解之謎。直到1987年，陜西寶雞法門寺地宮出土了被《衣物賬碑》明確標注為“秘色瓷”的14件釉色天青的瓷器，“何為‘秘色瓷’”的問題才得以解決。此后，浙江臨安的吳越王族墓地以及廣州、長沙等曾是五代十國時期割據政權國都的城市，乃至北方的遼代皇陵都出土了“秘色瓷”，與法門寺出土文物相互印證。但是，“誰造‘秘色瓷’”則一直沒有實證。
故宮博物院王光堯研究員說，法門寺等地的發現為“誰在用”秘色瓷提供了實物依據，而后司岙窯址則首度為“誰造‘秘色瓷’”提供了實物依據。“學界主流觀點一直認為‘秘色瓷’與越窯關系密切，但是一直沒有窯址證據，而此次的發現解決了這一問題。”
國家博物館信立祥研究員、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秦大樹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研究員和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研究員等專家也表示，從器型和工藝上看，這次發掘找到了秘色瓷的生產窯址，從而解決了多年的未解之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鄭建明博士是此次考古的領隊之一。他介紹，迄今為止，后司岙窯址已經發現了30種“秘色瓷”，有的品種與已出土的秘色瓷相同，像法門寺地宮中的八棱凈瓶，在這里找到了與之相同的一件。而多個品種更是首次發現，它們以碗、盤、缽、盞、盒為主，也有執壺、瓶、罐、爐、盂、枕、扁壺、圓腹凈瓶、盞托等器物，同一種器物也有多個不同造型。這些瓷器胎質細膩純凈，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勻，釉面瑩潤肥厚，達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
此次考古還發現了“秘色瓷”的獨特生產工藝，有助于解答它的釉色之美。它是裝在瓷質匣缽里燒制的，而不是一般的粗質匣缽。疊放好的瓷質匣缽在高溫下釉面融化，相互間出現空隙，使缽內熱空氣逸出，而溫度下降后，釉液重新凝固，匣缽又粘連在一起，阻止外部冷空氣進入缽內，這就在缽內形成了缺氧的強還原氣氛，使釉中的鐵離子還原為亞鐵離子，從而使釉面呈現青色。但是，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制造成本，因為打破匣缽后才能取出成品瓷器，匣缽無法重復利用，而且瓷質匣缽的質量還超過了不少同期的民用青瓷器。
出土于不同地層的窯具中，有的還帶有唐宣宗年號“大中”、唐懿宗年號“咸通”或唐僖宗年號“中和”。據此，考古工作者發現，瓷質匣缽在大中(847－859)年間前后開始使用，在咸通(860－873)年間廣泛使用，在中和(881－885)年間完全使用，至五代晚期才逐漸停用，這與秘色瓷的生產、興盛到衰落的過程相同步。
鄭建明說，越窯秘色瓷的燒制工藝對北宋汝窯、宋金耀州窯以及在南宋、元和明朝初年盛極一時的龍泉窯等后世青瓷名窯有著深遠的影響，極具研究價值。窯具上還留有不少文字，其中有不少唐代俗字，可供文字學者研究，他就曾在一件窯具上同時看到了繁簡二體的“鄭”字。而多位與會專家認為，這些字跡也可以用于研究當時的貢瓷生產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