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工人，用書面提出問題，問為什么在武漢不建立蘇維埃，斯大林答道：“很明顯，誰現在要求在武漢地區即刻建立工人代表大會，那就是企圖跳過（！）中國革命中的國民黨階段，就是冒險主義，就是給中國革命制造極大的困難。”。
但是，中國革命不是已經遇到極大的困難了嗎？這又作何解釋呢？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學生的談話中，斯大林說：
“在中國，一般地說來，工農代表大會是不是應當建立呢？是的，應當的，絕對應當的。可是它的建立，要在武漢革命政府鞏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深入開展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
原來如此。在武漢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革命沒有加強他們的地位以前，工農運動不能通過工農代表大會，加強他們的地位，為什么？
那些流亡的孟什維克，是這樣評價史大林的武漢政策的：
“在本質上說，斯大林的路線，幾乎是無可非議的。盡量爭取留在國民黨內，不到萬不得已，不放棄與它的左翼合作。“時機不到，不冒然出擊”。不提出“一切政權歸工農代表大會”的口號，因為這種口號只能“給中國人民的敵人提供新的宣傳材料來反對革命，來制造新的謠言，說中國進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人為的輸出革命”--還有比這更穩健睿智的政策嗎？……”（“社會主義報道”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頁）。
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就是當武漢政府已經開始摧毀工農組織的時候，共產國際執委會招開了第八次全體會議。關于中國部分，作了如下的決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提請中國共產黨注意：必須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強和發展一切工農群眾組織，……在這些組織里面，必須動員廣大群眾加入國民黨。只有這樣，國民黨才會轉變為有力的群眾組織，才會成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工人階級的革命組織。”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加入國民黨”等于是讓工農去送死。上海的教訓，還不夠嗎？中共在莫斯科的訓導下，已經變成一個專司送羊入虎口的角色。天天為資產階級劊子手的政黨（國民黨）供給“工農熱血”。
十一、斯大林與武漢的國共聯合政府
1917年的俄國，有過克倫斯基主持的資產階級"革命"政府，被證明是爛泥扶不上墻。1927年左翼反對派警告斯大林，不要向中國輸出克倫斯基的失敗經驗。斯大林不聽。兩個共產黨員參加了武漢的資產階級政府，一個作勞工部長，一個作土地部長--真是典型的政治人質--。為保全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共產國際不惜葬送階級斗爭的利益。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共產國際一直在用這種方針從莫斯科直接指導中國革命。
其塔羅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上，于代表聽眾之前，是這樣形容共產黨員入閣的情形：
“你們知道，在政府中有兩個共產黨員底部長。”底下的話，從出版的大會記錄中刪去了：
“后來，他們（共產黨的部長）干脆不來開會了，自己不出頭露面，而是聽任部里上百官員自行其是。這兩個部長在任的時期，沒有頒布過哪怕一個改善工農地位的法令。這還不算稀奇，他們的下臺經過更加可恥。這兩個部長，一個說生病，一個說要到外國去，便以此等理由請求免職。他們本來應該說：你們是反革命，你們是叛徒，我們不再與你們在一起了。這才是政治性的辭職。可是他們并沒有這樣作，一個說他確實病了；而譚平山甚至寫道，他拿廣大的農民運動沒辦法，所以請求準許他辭職。我們能夠想象還有比這更大的羞恥嗎？一個共產黨員部長，竟說他拿農民運動沒辦法，那么誰能呢？看來，只有反革命軍隊的刺刀有辦法了。這是公開承認，武漢政府對農民運動的殘酷鎮壓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