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訪華，每到一處，便即興發表演講，由于演講內容常常在報紙上刊出，就給筆鋒犀利的陳獨秀以反駁的機會。在這些文章中，以發表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的《評太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最為全面深入。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嚴厲批判了泰戈爾的兩個錯誤觀念，“第一個錯誤是誤解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在引用了泰戈爾在上海、杭州的演說后，陳獨秀說：“太戈爾也知道科學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脫離社會；他更應該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質文明之賜，只有科學能夠增加物質文明。現在無限之惱悶，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質文明不發達，遂造成民族間的侵略；(二)是少數人壟斷物質文明的思想，遂造成階級間的掠奪。這些侵略掠奪之無限惱悶，都非科學與物質文明本身的罪惡，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發展科學與物質文明及全社會普遍的享受物質文明才能救濟，這乃真正是科學與物質文明在人生歷程中所處的地位……”“第二個錯誤是引導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向錯誤的道路。”

　　陳獨秀認為，泰戈爾所說“人類要用愛來調和……”“在資本帝國主義未推倒以前，我們不知道太戈爾有何方法可以實現他‘用愛來調和人類’這個志愿。沒有方法的一個空空的志愿，本是無用的廢物……你若是大聲疾呼，對被人壓迫的階級被壓迫民族說：我們任他們掠奪任他們侵略，我們不必反抗不必殘殺他們，還要愛他們，讓他們占據這物質的樂土，我們只要恢復精神上的樂土便得了；這就是太戈爾先生要帶來中國赤裸裸的一顆良心嗎？”

　　陳獨秀批評的這兩個錯誤觀念，實際已牽涉社會改造方法、途徑等等問題，這在今天仍是可以深入探討研究的，以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定向、定位的重要問題。

　　訪華之后：意猶未盡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反對泰戈爾活動，在當時泰戈爾也深深感到了。

　　1924年5月，泰戈爾離開中國去了日本。但是，陳獨秀似乎意猶未盡，在6月4日出版的《向導》68期中，又一氣發表《詩人卻不愛談詩》、《太戈爾與金錢主義》兩篇短文章。前一篇文章中，陳獨秀引用吳稚暉的話“太先生你做詩罷，管不了人家的家國，你莫談天下事”后，頗帶嘲諷地說：“可是太戈爾在中國始終未談過一次詩。”

　　在第二篇文章中，陳獨秀更挖苦地說：“難怪北京有人說他是一個政客，不是詩人。而且太戈爾他自己如果反對金錢主義，便應將他所受物質文明社會的造孽錢——諾貝爾賞金，散給無衣無食的印度人。”在該期《向導》的另一篇文章中，陳獨秀更尖銳地說：“大同主義，世界和平，廢戰，博愛，人類的努力本應該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們能夠開步向此路走，能夠除去橫梗此路之障礙物，乃是一個最緊要的問題。倘無此等方法，只空喊這幾個名詞……在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則是何等昏聵無恥的話！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藥、催眠劑！”

　　聯系到同期的另兩篇文章看，這些話的針對性是一目了然的。

　　訪華時間：實不恰當

　　泰戈爾此次訪華，雖然宣傳與他一貫的主張沒有多少區別，這我們從他大量的詩文中可以看出，可要說起，他選擇的時間實在不恰當。

　　1924年，“五四”風暴正在中國大地蕩滌著一切陳腐的觀念，一切舊有的無論權威、經典、固有的神圣思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個時候，泰戈爾的宣講受到許多文化人的尖銳質問，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實就是陳獨秀自己，也有一個認識轉變過程。因為早在1915年，他就在第二期《新青年》雜志上發表過自己翻譯的泰戈爾詩歌《贊歌》，此時，起碼在詩歌領域，他還是認同泰戈爾價值的；可是1924年，社會思潮大變，古老的中國蘊含著巨大的希求解放、變革的力量，作為這股力量的“弄潮兒”陳獨秀，此時出來強烈反對泰戈爾的主張、思想，也就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楊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