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首個單行本，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推出的。曹禺在書“序”中自言：“屢次有人問我《雷雨》是怎樣寫的，或者《雷雨》是為什么寫的這一類的問題。老實說，關(guān)于第一個，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個呢，有些人已經(jīng)替我下了注釋。這些注釋有的我可以追認——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惡’。但是很奇怪，現(xiàn)在回憶起三年前提筆的光景，我以為我不應(yīng)該用欺騙來炫耀自己的見地。我并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是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么。也許寫到了末了，隱隱仿佛有一種情感的洶涌的流來推動我。我在發(fā)泄著被抑壓的憤懣，毀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個模糊的影像的時候，逗起我的興趣的，只是一兩段情節(jié)，幾個人物，一種復(fù)雜而又原始的情緒。”人們在不斷為《雷雨》追加“主題”的同時，也在頻繁追問：“莫明其妙”地“逗起”作者興趣的“一兩段情節(jié)，幾個人物”又是什么呢。其實曹禺在同一篇“序”中已為“幾個人物”做了回答：“在《雷雨》里的八個人物，我最早想出來的，并且也較覺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沖。其他如四鳳，如樸園，如魯貴，都曾在孕育時，給我些苦痛與欣慰。”但對“一兩段情節(jié)”，作者卻秘而不宣。

　　曹禺先后在國立劇專、復(fù)旦大學(xué)講授戲劇，但由于性格謙遜，授課時從不以自己作品為例，故而至1949年以前，他很少透露自己的寫作情況。上世紀(jì)50年代運動不斷，曹禺真誠地接受思想改造，雖然寫下許多隨感錄與訪問記，但對舊作除了刪改便是反省，對于當(dāng)年寫作狀況，尤其是“逗起”寫《雷雨》興趣的“一兩段情節(jié)”，則更是諱莫如深。

　　日月交替，時光進入了1962年。隨著國民經(jīng)濟的整體復(fù)蘇，文藝政策也開始松動。這年3月，全國話劇、歌劇和兒童劇創(chuàng)作座談會在廣州召開，周恩來總理作了《關(guān)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為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取消了“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在談到曹禺時，周恩來講：“過去和曹禺同志在重慶談問題的時候，他拘束少，現(xiàn)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這個錯，那個錯，沒有主見，沒有把握。這樣就寫不出好東西來。”曹禺十余年來首次敞開心扉，在座談會上暢談了有關(guān)劇本創(chuàng)作的問題。當(dāng)談到主題思想的孕育形成時，他說：創(chuàng)作必須真知道，寫不好的根本原因，總是由于并不真知道自己要寫的東西。首先是個性鮮明的人物，你對他熟透了，才能寫好。他主張“作品的中心思想最好晚一點成形，要多轉(zhuǎn)幾個圈子。材料已經(jīng)很多，中心思想還沒有出來，不要急，可以從人物開始，先構(gòu)思情節(jié)、場面。”此刻，他顧慮全消，罕見地舉起了《雷雨》的例子，第一次回答了“逗起”他興趣的“一兩段情節(jié)”是什么：“以《雷雨》為例，先想到‘敲窗’一段，后來又想出了‘吃藥’一場，‘相認’一場……作者構(gòu)思情節(jié)，把自己真正感動了的東西先寫下來，反正不發(fā)表，慢慢摸它的思想，使情與理融合在一起。”這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真諦，這也是曹禺當(dāng)年寫《雷雨》的真實狀況。

　　此后，尤其是新時期以來，曹禺又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了“我先寫的是最吸引我的一些片斷：如第三幕四鳳對母親發(fā)誓和以后周萍推窗進入四鳳臥室的戲，又如第一幕中喝藥以及第二幕魯侍萍和周樸園相認的戲。后來如何穿插，又費了一番思考，才組織成這樣一個劇本”（《收獲》1979年第二期）。他還披露在寫作前“我寫了許多種人物的小傳，其數(shù)量遠不止《雷雨》中的八個人。記不清修改了多少遍，這些殘篇斷簡堆滿了床下”（田本相《曹禺傳》）。正是因為“把自己真正感動了的東西先寫下來”，有了“許多種人物的小傳”，《雷雨》的魅力才歷經(jīng)數(shù)十年而不衰，這也正如巴金所言：《雷雨》劇本不光能演，而且也能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