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孔子的生命受到了威脅。公元前493年和公元前489年，前后在陳國和蔡國，曾經(jīng)兩度被圍困，最危急的時候，斷糧七天。好在，子貢是個外交牛人，搬來了楚國的野戰(zhàn)軍團，才將老師救出重圍。這一回楚國要供養(yǎng)和重用孔子，然而，出于利益考量，最終還是拒絕了孔子。

　　孔子實在有太多的理由去悲觀生活，然而，他并不在意。例如，對于“喪家之狗”的描述，孔子居然認了：“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說我像喪家狗，確實如此。那天早上確實狼狽，別人能如實地描繪出來，干嘛不認呢？

　　孔子的堅強：

　　對自己有信心 對文化有樂觀預(yù)期

　　一個人樂觀與否，不能完全按照平時的表現(xiàn)來判斷，而是要放在最危急的時刻來觀察，指標越嚴格，環(huán)境越嚴酷，結(jié)果越靠譜。

　　孔子的腦袋上有個土丘狀的玩意，偏偏陽虎和他長得不是一般的像。而陽虎和匡地的人結(jié)了梁子，孔子卻不好彩地到了匡這地兒來，由此“享受”了與魯國權(quán)貴陽虎同等的待遇——被當?shù)厝藝盟共煌ǎ趺唇忉尪紱]用。

　　當時的情況危急到連師生之間都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比如顏回就掉隊了，好不容易才趕上，孔子說：“顏同學(xué)，我以為你死了呢。”顏回答了句蕩氣回腸的話：“老師您健在，顏回我哪里敢去死。”

　　在這種隨時會丟性命的情況下，孔子很淡定，沒有憂懼。而這樣生死關(guān)頭的樂觀才是真正的樂觀。

　　其實，樂觀來自于孔子對于文化的使命感，來自對文化的樂觀預(yù)期。就在匡地被圍困五天五夜的時候，孔子說了一番振聾發(fā)聵的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番話算是一個“劇透”吧，孔子的樂觀，都來自于這句話所透露的使命感。

　　孔子的使命感來自于對文化的傳承。他比較了夏、商、周三朝的文化，覺得周朝的文化十分完備和豐富，是最佳范本，于是決定繼承周的文化，《論語·八佾》記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自覺地將自己當成周文王事業(yè)的繼承人，說：周文王死了，文化不是掌握在孔丘手里嗎？如果老天爺不想要周朝文化，那么就不會安排我繼承它。既然老天讓我學(xué)習(xí)繼承了周朝文化，說明它不想讓我滅亡，我是有文化使命的，匡地的這些人能大過天命嗎？所以，他們又能把我怎么樣？

　　孔子所說的天，可以理解為文化方面的使命，歷史發(fā)展的趨勢。

　　由此可見，真正樂觀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他不只是看得開而已，而是看得準、看得遠、看得透，孔子把自己和周朝文化捆綁在一起，天下需要這種文化，尤其后世子孫需要這種文化，那么，從文化延續(xù)的意義而言，他就不會遭遇意外。因為對文化自信，從而他對自己的安危也是自信的。孔子不是看好自己，而是看好中華文化。

　　果然，后來衛(wèi)國聽說孔子被困，馬上派兵解圍。之后的楚國也如此。這些諸侯國雖然沒有真正重用孔子，但他們也知道，這位大師肩負著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承，真的要是出意外了，他們也不好向祖宗交代。他們不重用孔子，未必是他們的錯，也不是孔子的錯，只是孔子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孔子有文化使命感，諸侯有文化責任感，這就是孔子樂觀的根源所在。一個人真的要樂觀，就要有使命感、責任感和擔當感。

　　儒家的樂觀態(tài)度

　　但求人能弘道

　　不求道能弘人

　　孔子對于周朝文化的繼承，《史記·孔子世家》有記載，公元前518年，34歲的孔子出了趟差，地點就是周王朝的中心，在這里見到了史上最牛的圖書管理員——老子。他特意向老子學(xué)習(xí)禮，課程結(jié)束后，李耳老師將孔子送到門外，送了幾句心訣，其中一句譯成現(xiàn)代文就是：人別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毋以有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