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雷頤的書不純粹是讀史，在他的筆下歷史不是冰冷的過去，而是就活在我們當下。——徐友漁

　　我一直對寫民國和五四一代人的書懷有一個警惕：總覺得關于這一歷史時期的書太多了。書多其實不是問題，問題是大多數的書籍都僅僅停留在名人掌故和逸事的表面化書寫之上，對那個時期人物的特立獨行和風流韻事，歆羨之余倒是頗有認同，但對那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在學問和品德上的追求鮮有更加深入的追問和研究。這方面書籍的大量出現，倒是鮮活了許多重要歷史人物，但對歷史研究好像并無多大裨益。這也許就是雷頤在其新著《歷史的進退：晚近舊事和集體記憶》中所提到的“唯文本”閱讀吧。

　　這是雷頤繼《歷史的裂縫》之后又一本關于“日常生活的歷史”的書。讀雷頤的書不同于我開篇提到的私人化的歷史書寫，他書中也寫到許多人物，但那些歷史人物的鮮活是為了復活他們生活其中的那個時代。像徐友漁所言，讀雷頤的書不純粹是讀史，在他的筆下歷史不是冰冷的過去，而是就活在我們當下。雷頤所注重的歷史雖然也有一個個鮮活的知識分子的靈魂，但更多卻是普通人的歷史。他所挖掘出的史料已經脫離了掌故和逸事的層面，深入到了過往歷史的肌理，仿佛在觸摸著歷史的心跳。雷頤說在研究歷史的時候一定要警惕“唯文本”閱讀，這是因為當我們研究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時候，只能通過其有限的言論、主張和綱領等“文本”，但是這些公開的“文本”可能與真實的歷史相距甚遠。再加上每個時代都有他們的禁忌，還有研究者個人對“文本”取舍難免有感性的好惡，“對某種思想往往根據‘文本’便闡發(fā)、疊加、附會了越來越紛繁、豐富、精巧、華美、恢宏的意義。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雷頤的擔憂并非簡單的牢騷和危言聳聽，其實在現今的學術體制下這種為研究而研究的學人已經有很多了。把歷史研究僅僅作為一種職業(yè)，不去追問這種研究的背后存在的本體論意義，使大多數的研究者淪為了一種學術研究的附庸和奴隸。

　　書中有一篇文字《一身跨兩代》，是寫“舊知識分子”陳樂民先生。陳先生在2008年12月27日剛剛去世，因此在書中讀到這篇文字時想到斯人不在，物是人非，頗有唏噓感喟之意。陳先生生于1930年，自幼學書畫詩文，國學功底深厚，青年時期先后就讀于燕京、中法、清華、北大等京城著名學府，專修西方文化，英語、法語俱佳，于歐洲哲學與歷史有特殊造詣。陳先生曾擔任外交官，長期在涉外部門工作，后成功“轉型”到學術領域，后半輩子主打歐洲研究。他認為研究歐洲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離不開更為基礎的歷史和哲學。因此在中外哲學和歷史上著力甚多，頗多建樹。但這篇閱讀陳樂民先生文字中引起我注意的還是他對中國史的看法，“中國史學的先天不足是歷朝歷代的‘史’其實都是政治史，而經濟史、社會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是在史官的‘實錄’框架中寫出來的……由于沒有專門的治史為務的歷史學家，所以在史學理論方面就難有獨立發(fā)展，雖然強調史德、史才、史識，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藩籬中論史。”因此中國歷史的書寫難免就是一部帝王將相史，距離現代意義上的日常生活史有很大的差距，也給當今的歷史研究者設置了巨大的解讀障礙。這是一種典型的“唯文本”式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書寫只能遮蔽真實的歷史。

　　還有寫陳寅恪的《“不才蘋花即自由”的意義》。有關陳先生的“獨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有關其道德文章、學問人品和晚年的遭遇，我們通過那些私人化的歷史書寫已經了解很多了，我本來覺得雷頤寫陳先生已經很難寫出新意。但是，還是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文字觸動了我敏感的神經。我們一般人很難理解，像陳寅恪先生這樣一生研究如此冷門的學問，純粹的學者，怎么可能突然成為了大紅大紫的受到無數人追捧的學術明星？雷頤在文中結合當時的歷史語境分析了“陳寅恪熱”現象：“實際上，當一種‘泛政治’無孔不入地侵入、滲透到一切領域時，一切學術都被政治化，都會成為‘熱點’……在這種背景下，堅持‘考據’就是默默地反抗，放棄‘考據’就是默默地順從，二者都無法擺脫政治”，所以“為了學術的進步、知識的積累和文化的繁榮，必須承認‘最低限度’的學術獨立性，使學術在這個范圍內能自由發(fā)展”。這樣發(fā)人深省的文字不但突出了文本的新意，某種程度上也讓過往的歷史指涉當下，正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現代與歷史就有了溝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