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出版名為《肖揚法治文集》的個人文章合集，該書收錄其在擔任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最高檢副檢察長、司法部部長和最高法院院長期間公開發(fā)表的文章72篇。文稿“均出自肖揚本人之手，而非秘書代筆”，系統(tǒng)展示了作者跨度達26年、歷經(jīng)多個法政要職的心得體會與法學思想，且也被認為是肖揚“最沒有爭議，最有把握，被認可了的思想”。

　　再宏大的敘事架構，也難以忽略操盤者的身影。于法治中國的艱難行進觀之，肖揚所駐足的那些時間，標記的當然不僅是他個人的職務變遷、歲月留痕，更是中國法治進程的諸多關鍵節(jié)點。2008年卸任最高法院院長之后的肖揚，此番攜新書重回公眾視野，除個人法學思想得以有機會系統(tǒng)呈現(xiàn)外，其對憲法、法治歷年的堅持與申說，其在理想與現(xiàn)實中的游走與跋涉，均具有頗重的公共價值。

　　肖揚是1949年以來首位具有法科教育背景的最高法院院長，其任期伊始，恰逢依法治國理念于1999年寫入憲法，“興法治而棄人治”，法治成為國家的憲政目標，人類文明歷程中那部分“最不壞的”理念，開始與這個古老國度謹慎對接。雖算不上“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于個人法治理想而言卻是難得的生逢其時。此次其個人法治文集的出版，最重要的核心詞匯便是“改革”，這同樣契合了中國司法在剛剛過去的時間段中，所加載給歷史的分量。時間會這樣記述，在肖揚任職廣東期間，中國第一個反貪污賄賂局成立；在其司法部長任上，中國法律援助制度初創(chuàng)……

　　司法改革于中國而言，是制度的推演，更是普遍社會心理的變遷———信仰法律，還是倚靠權力；尊重規(guī)則，還是繼續(xù)人情。改變從那時開始，至今也仍留有回響。2008年3月，肖揚最后一次作為最高法院院長向人大做工作報告，曾如是概括其十年的首席大法官時間，“比較圓滿地完成了中央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的9項改革任務，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確定的50項改革項目也基本完成”。

　　肖揚主政最高法院的十年，所進行的改革事無巨細：細微如換裝、法槌，抑或年度報告中的法言法語，著眼于法庭威儀與法律專業(yè)表達，卻植根在司法權力應當有別于他者、獨立運行的現(xiàn)代法治肌理；具體如開放公民自由旁聽等，讓“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xiàn)，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xiàn)”的理念，從法學書齋得以進入實務操作；宏大如司法職業(yè)準入，使法律人的共同體借國家統(tǒng)一司法考試實現(xiàn)夢想與現(xiàn)實的對接。專業(yè)化的司法運轉，對司法各端“分工負責、相互制約”的格外強調，讓“司法的歸司法，行政的歸行政”盡力扎根于制度細節(jié)，司法獨立有為，本就是在為整個國家謹守正義底線。

　　即便在其任期尾聲的2007年，收回死刑復核權，結束部分死刑案件核準權下放逾26年的狀態(tài)，對中國刑事司法(乃至人權保障)的影響，用一組模糊的數(shù)據(jù)便可窺一斑：死刑復核權收回當年，因原判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量刑不當、程序違法等原因不核準的案件，占到死刑復核案件的15%。彼時的媒體曾不吝版面，將此“刀下留人”的數(shù)據(jù)與一張即將卸任的肖揚“仰天長笑”的照片置于頭版。到了4年之后的2011年，數(shù)據(jù)則變成了“30%到40%的死刑案件因證據(jù)問題而不被核準”。“少殺慎殺”需要足夠剛性的制度，更得有足夠細致與韌性的專業(yè)堅守。

　　循著肖揚法治文集所梳理的脈絡，可觀近二十年中國司法所經(jīng)歷的種種，大事親歷，不獨個人體會，更為國家記憶。卸任司法高官的法治理想，讓人不由駐足回望，并由此生發(fā)信心。“憲法至上”、“落實憲法原則，依法獨立審判，使司法真正能夠確保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可以是一個老人的法治觀，更應與國家的法治前途相映。閱讀肖揚，人們能為法治中國的歷程尋到共鳴，積蓄堅持的力量。“法治是國家?guī)Ыo每個公民的福祉”，“法治天下”由夢想照進現(xiàn)實，仍須矢志于此的人們持續(xù)接力———“這個時代把所有法律人追求法治的積極性最大限度激發(fā)出來，他們堅定信念，上下求索，殫精竭慮……誰人能阻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