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冬天，霧霾時不時席卷大半個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已經痛下決心對霧霾展開一場殲滅戰。正當我們感慨問題已經得到重視很快就能找到治“霾”良方的時候，最近上演的一幕幕和霧霾相關的科學鬧劇，又將這一問題拉回到打口水仗的階段。

    拉開鬧劇帷幕的是一篇學術論文。

    2013年歲末，一篇含有“交通排放（主要是機動車排放）對PM2.5的貢獻不足4%”結論的學術論文發表。很快，這篇第一作者為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仁健的文章被媒體報道并引發熱議，最為常見的解讀是：汽車尾氣不再是導致霧霾天的元兇了。

    這可把肩負治理霧霾大任的環保部門急壞了。元旦假期一過，北京市環保局便召開新聞發布會。該局相關負責人在會上回答媒體記者提問時說：“他（指張仁健）的結論只是一家之言，我們掌握的信息是，機動車污染還是北京較為主要的污染源。這不僅是我們通過模型解析的結果，也是污染物監測測算的結果。”

    于是，這一來自官方部門的聲音，被一些媒體解讀為：在霧霾成因的問題上，管理部門和學術機構得出的數據“掐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市環保局的新聞發布會剛剛散場，在距其不到3公里的中國科學院，當天下午也緊急召開了新聞通氣會。會議的目的只有一個，用該院新聞發言人的話說就是：向外界通報，在該院一個名為“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課題的研究人員看來，此前張仁健得出汽車尾氣致霾貢獻僅4%的數字“被嚴重低估”。

    學術機構內部研究結論也鬧出了烏龍？這樣的標題很快又在網絡上流傳開來。至此，這場鬧劇算是迎來了高潮。

    然而，在這紛繁復雜的信息背后，人們還能否從中找出這場討論的初衷？

    “找出致霾的真兇！”在中國科學院的新聞通氣會上，該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首席科學家賀泓說，不管是張仁健還是他所在的專項組都是為了探究致霾成因，以“知道”該往哪個方向下大功夫去治理。

    學者之間得出研究結果之所以差異那么大，賀泓稱這是由于采用的源解析方法本身所致。對PM2.5成分的主流分析方法叫做正交矩陣因子分解法（PMF），他說，“這個方法常會產生多個解，需要科學家從中挑選。因此，研究結論受科學家主觀因素的影響比較大。”

    “更為重要的是，張仁健的論文沒有對PM2.5的二次組分進行來源分析。”賀泓說，大氣細粒子PM2.5分為一次來源（直接排放）和二次來源（二次生成），一次來源是指污染源直接向大氣中排放顆粒物；二次來源則是指污染源排放的氣態污染物在大氣中經過復雜的物理化學過程產生的顆粒物(如二次無機氣溶膠和二次有機氣溶膠)，而該論文指出機動車對PM2.5的貢獻不足4%，其研究結果未包含機動車排放的氣體污染物形成二次顆粒物對PM2.5的貢獻。

    足足用了半個小時，賀泓才將這些帶有專業術語的解析過程向媒體記者說明白。

    這的確是研究人員之間的學術觀點之爭。賀泓承認，這本可通過學術討論來進行駁斥的，而之所以采用“這般正式”的形式是因為，此前的學術研究結論已經對公眾形成了誤導。說白了，他是來辟謠的。

    但賀泓沒想到的是，在新聞通氣會上，有記者問他諸如科研機構和管理部門是否存在掐架的問題，“只是學術內部存在爭議。”他說。

    坐在一旁的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思躍補充道：“北京有那么多人在搞科學實驗，氣象局、環科院、環保局，包括中科院大氣物理所，不同的課題組，我們都在做這些事情，科學觀點可以不一致，有可能出現爭議。科學界允許百家爭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你要保留人家說話的權力。”

    王思躍是張仁健的同事，他無奈道：“這本是一個科學問題，為何會引來那么多非議？”

    在這次4%爭議之前，社會上就曾先后流傳霧霾與核污染、地震有關系的聲音。尤其是后者，當“霧霾本身是人為災害，亦是更嚴重自然災害的前兆”的說法傳出后，引起種種恐懼和疑慮。雖然觀點提出者后來作了澄清，稱該理論到目前還是一種假說，尚缺乏足夠的實踐和事實依據，但人們的疑慮并未消除，相反，從網絡上的評論和跟帖來看，還有人質疑是相關行政部門向研究者施壓讓其閉嘴。

    更匪夷所思的還有“霧霾和轉基因都是美帝國主義的禍心所致”的極端聲音，畢竟，治理霧霾可能會影響一個國家在汽車等相關領域的產業政策。

    在剛剛過去的2013年，“霧霾”當選十大健康熱門話題，僅次于“轉基因”。那么，這些關于霧霾的非理性討論，會不會演變成第二個“轉基因之爭”？

    在中科院的新聞通氣會上，賀泓就被問到了這樣的問題。“不會”是他的第一反應。但提問者進一步發問，“轉基因研究有利益之爭，怎么就能避免霧霾研究不染指利益呢？”

    對普通百姓來說，轉基因早已不是個陌生的詞匯，也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科技名詞。

    支持轉基因技術的研究者認為，“反轉”人士“只懂得利益，不懂科學”。比如對一些反對轉基因的大豆協會，他們說，“當然保護自己的大豆，不要轉基因豆子了，其實近幾年中國大豆播種面積略微縮小與進口轉基因大豆無關，是農民選擇改種收入更高的玉米了。”

    然而，在“反轉”人士眼里，推廣轉基因的科學家才是更大利益的享受者。質疑之聲屢見不鮮:“中國轉基因的積極推動者大都有美國資金和機構培養的背景，不少基因專家在銷售轉基因種子的公司有兼職。這里是否存在一條隱形的利益鏈？”

    如今，當霧霾成為大街小巷熱議的詞匯后，一場以防霧霾為噱頭的商業大戰也開始了：PM2.5口罩熱賣，空氣凈化器銷量飆升，空氣概念股暴漲，甚至一些空調企業已經把凈化空氣作為應對霧霾的最大賣點。這其中，有些噱頭根本就沒有科學依據，比如，一些商家將“健康負離子技術”等原本屬于空氣凈化器賣點的術語移植到了空調身上。

    自然，輿論也不會放過站在探索研究前沿的科研人員。畢竟，如果汽車尾氣致霾真的只占4%的話，那么，汽車制造業和燃油企業就可“逃過一劫”。照這個邏輯，研究者和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誰又能說得清？

    在一場有關“核霧染”的討論中，一位科研人員如是抱怨：人們似乎總想從一個權威的部門和知名的科學家那里得到一個“永遠正確”的答案，殊不知，絕對權威恰恰也可能成為扼殺科學的元兇。

    此話雖重，卻也有一定道理。轉基因之爭發酵過程中，諾貝爾生理學獎得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保羅·納斯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轉基因之爭需要一場高質量的公開辯論。他說，“科學的一個重要本質就在于要竭盡所能去證明一些東西是不正確的，如果一個觀察和試驗的結果和一個想法并不符合的話，那么這個想法就應該得到否定或者加以修正。”

    王躍思倒是很希望能和同事張仁健繼續公開辯論，但是要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拿出科學數據，給出科學論證等等。

    正如轉基因之爭里那個尚未解開的難題：在當事雙方都涉嫌利益、難以自證清白的情況下，公眾如何分清該聽誰的？

    或許，只有這類研究增多，且真正透明公開了，人們才會從中獲得真相，讓霧霾成因的真相不會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