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守護美好的童年？——探訪兒童權益保護政策法規落實情況

　　童年本該是安全、健康而快樂的，然而，網吧、不健康讀物、不必要的學習負擔以及不公平的受教育機會等問題，依然困擾著孩子們的成長，也拷問著那些已然出臺卻尚未完全落實的政策法規。

　　如何才能讓已有的條例、規定不被束之高閣而成為一紙空文？“六一”國際兒童節到來前夕，新華社記者探訪全國多個地方，走近城鄉兒童，通過真實記錄現實的狀況，向有關部門發出警醒和呼吁。

　　城郊網吧門檻虛設 監控機制有待完善

　　每到入夜時分，云南省保山市隆陽區的網吧內總能發現穿著中學生校服的身影。盡管網吧入口貼有“未成年人禁止上網”的標志，但這些學生依然可以暢行無阻，專心致志地打著游戲。

　　通過對云南、湖南等一些地方的調查，記者發現，城區里的正規網吧難覓未成年人蹤影，但在一些城鄉接合部或農村地區，網吧接納未成年人上網的現象卻十分普遍。曾在湖南某縣城入股網吧的陸青(化名)向記者透露，一些小網吧“為了生存”故意不安裝身份證識別器。面對豐厚利潤，一些網吧交完罰款又重操舊業，繼續向未成年人敞開大門。

　　江蘇省口岸中學校長封留才指出，凈化網絡涉及多家部門，牽動千萬家庭，必須多方協同、綜合施策、構建常態機制。一方面，文化執法部門要加強力量、動態監督，另一方面，學校和家長也要加強溝通，對學生校外、課下的業余活動進行良性引導。同時，還要大力引入社會監督，發動全民保護未成年人免受網毒侵害。

　　減負怪圈難以突破 教育改革重在治本

　　“減負”已成為一個無法打破的怪圈。北京、南京等地，有的孩子剛上小學一年級，語數外三門課的作業就至少要花兩小時完成；有的學校雖然沒有硬性作業，3點多就放學，可家長又怕“別人抓得緊”，在課下或周末給孩子報了各式各樣的興趣班。

　　一位北京家長向記者透露，有的學校把期末考試改頭換面，用“闖關”練習、“小達人”比試代替考試，有的干脆把考試安排在開學第一天，語數外三門全考還公布分數。

　　2013年下半年，由教育部擬定的《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兩度向社會征求意見，其中內容包括：一至三年級不留書面家庭作業，四至六年級要將每天書面家庭作業總量控制在1小時之內；從四年級開始，除語文、數學每學期可舉行1次全校統一考試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統考。但在引發一連串熱議后，這項規定至今未正式出臺。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減負令”只關注學生課業負擔重的表面，沒有觸及根本。如果現行的高考體系不改革，評價機制不改變，即使學校減了負，家長還會增負。同時，有研究表明，每周兩小時的興趣班對孩子有正向作用，超過就是負向。在當前的教育體制下，孩子很容易養成被動型人格，對今后的發展極為不利。

　　不良讀物屢禁不絕 “行業凈化”情勢緊迫

　　一本名為《生活大爆笑》的書近日讓南昌師范附屬實驗小學的不少學生家長“緊張不已”。這本由“如來神爪”編著的書不僅赫然標榜“盡情毀三觀，讓你笑到捶地”，文內更充斥著大量少兒不宜的內容。家長王女士說，兒子剛上三年級，學校周邊有兩個小賣店，主要賣教輔和課外讀物，一些言情類、低俗笑話集混跡其中，孩子們沒有辨別力，經常相互傳看。

　　記者在探訪中發現，在許多二、三線城市，中小學校周邊的小賣部和書攤都是少兒讀物“濁流”的重要集散地，它們不僅售書、租書，還經營電玩業務。

　　2013年9月，五部門聯合發出《關于加強少兒出版管理和市場整治的通知》，嚴禁出版傳播損害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出版物，并明確要求有關部門加強監督管理，依法給予嚴肅處理，堅決收繳相關出版物，取締其銷售行為。

　　兒童閱讀體驗館“第二書房”創始人李巖認為，少兒出版已成為我國出版業增速最快、效益最好的門類，但也出現嚴重的良莠不齊現象。有關部門應盡快建立“行業黑名單”制度，對于不合格出版機構從重處罰、實行“行業禁入”，不能簡單罰款了事。同時還要加大校園周邊環境治理，阻斷不良出版物流向孩子的渠道。

　　校車隱患令人揪心 地方政府責無旁貸

　　記者在甘肅省定西、臨夏、慶陽等地采訪時發現，一些學校、幼兒園沒有配備正規校車，小型面包車、中巴等安全保障較差的車輛幾乎成為校車主流，超載情況時有發生。一位校長坦言，一輛專用校車大概要20萬元到50萬元，比同類普通車貴10萬元到20萬元，欠發達地區的學校根本買不起，即使買得起也無力承擔日常保養費用。

　　更令人揪心的是，甘肅目前有校車1800余輛，其中符合安全標準的僅占一成。而有乘車需求的義務教育和學前教育階段的學生總數大概有13萬余人。許多民辦幼兒園為吸引生源普遍配備校車，但多數不達標。

　　針對日益頻發的校車安全事故，國務院2012年4月發布的《校車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對確實難以保障就近入學，并且公共交通不能滿足學生上下學需要的農村地區，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保障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獲得校車服務。此后，國家標準委也發布《專用校車安全國家標準》，規定幼兒校車的最大乘員數不超過45人，中小學生校車的最大乘員數應不超過56人。

　　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副教授殷飛表示，近年來一些重大校車事故都是由嚴重超載、違規駕駛的黑校車造成的。但是單純取締黑校車，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不能配套正規、安全的校車，黑校車只會卷土重來，地方政府責無旁貸，應在加大投入基礎上，加強監管。

　　“同城夢想”依然遙遠 隨遷子女期盼公平

　　這段時間，在京打工近十年的江蘇籍裝修工王懷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小兒子入學成了一道“過不去的坎兒”。王懷必須辦齊“五證”，孩子才能在京借讀，即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暫住證、戶籍所在地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我是掛靠在一家裝修公司接活兒，壓根沒簽過勞動合同，開不了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實在不行孩子只能送回老家，誰來照顧他是個大問題。”王懷苦笑著，嘆了口氣。

　　我國自2003年起允許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公辦學校接受義務教育。200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宣布“對符合當地政府規定接收條件的隨遷子女，要統籌安排在就近的公辦學校就讀，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費”。截至2013年底，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民工隨遷子女達1277萬人，占到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9.3%。其中，進入公辦學校就學的學生比例達80.4%。但是，在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一些隨遷子女的“同城夢想”依然遙遠。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相比北京、上海等地巨大的隨遷子女就學需求，中央財政給予的獎補顯然是“杯水車薪”。上海已通過市級財政基本解決隨遷子女就學問題。北京出現類似情況，主要是市級財政統籌力度不夠，導致各區縣投入不均衡、缺乏積極性、各自設置政策門檻。今后應建立更加完善的國家經費保障體系，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統籌，實行流動人口受教育經費隨學籍走，減輕流入地政府的財政負擔。(記者吳晶、楊維漢、呂諾、陳菲、鄒偉、劉奕湛、璩靜、王思北、白陽、凌軍輝、譚暢、朱文辰、王研、姜偉超、楊榮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