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美國人正在為高燒不退的通貨膨脹（Inflation）焦頭爛額。其實美國還有個被許多人忽視的大問題，那就是對華認知的“威脅膨脹”（Threat Inflation）。
長期以來，美國習慣拿著放大鏡審視中國，夸大所謂“中國影響”和“中國威脅”。去年，拜登政府一上臺就把中國定義為“最嚴峻競爭者”，不久前又升格為“最嚴峻長期挑戰”，近日又在北約峰會上把中國稱作“系統性挑戰”。在反華勢力推波助瀾下，美國一些人眼中的“中國威脅”確實一直在“膨脹”。
但對這個問題，美國國內也不乏理性思考。美國智庫昆西研究所6月發布報告《威脅膨脹與中國軍事》指出，美國對華認知的“威脅膨脹”導致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歧途。下面來看看報告摘要。
一、 美國對華認知存在明顯“威脅膨脹”問題
“威脅膨脹”是美國政府在評估中國競爭力，尤其是中國軍事能力與軍事意圖時的一個主要問題。
美國各類權威或非權威評估經常采用不充分、扭曲或錯誤的證據，基于狹隘的政治觀、意識形態或情感傾向，往往危言聳聽、罔顧邏輯。
在他們口中，中國被模糊地表述為“執意通過掠奪性貿易投資和武力脅迫來統治全球的軍事和經濟崛起大國”“決心控制全球增長核心驅動力的新興高科技超級大國”“現有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敵對者”“民主社會的惡性威脅”乃至“關乎美國存亡的威脅”等等。
例如，2021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宣稱：“中俄等敵手意圖改變全球秩序，破壞美國利益。這些國家軍事經濟侵略性增強，研發先進技術，在全球擴張影響力，破壞美國影響力。”這一論調也出現在許多美國高級官員的表態中。
然而，是否存在基于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單一“全球秩序”，以及中俄是否正在盡全力顛覆這一秩序，本身就尚無定論。拋開這一點不談，也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意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破壞現有國際準則。
中國領導人多次重申，中國發展國防不是為了謀求地區或全球主導權。中國官方文件從未提到過這一目標。
此外，許多權威或非權威信息源宣稱，美國只有確保軍事力量全面碾壓的優勢，才能實現未來的區域和全球和平穩定。但凡中國有可能與美國的軍事力量匹敵，就要被視作美國的嚴峻威脅。
一份美國政府相關文件寫道：“中國核力量正在發展……這顯示核力量也可用于轉向限制性的首先使用核武器戰略。基于這一戰略，中國可以利用核力量來實現確保生存以外的政治目的，如脅迫其他國家，或威懾美國不要對臺海沖突進行干預。”
這一說法毫無事實依據。
文件假設中國為了達到政治目的，會威脅或首先使用核武器以恐嚇其他國家。然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要改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策略。
中國近年來增強戰略核力量，主要是為了應對美國進攻性核力量、彈道導彈防御和常規精確制導武器等力量的大規模發展。同時，中國也可能由于擔憂美國在臺海沖突中部署核威脅或使用戰術核武器，進而相應擴充核武庫。
基于“威脅膨脹”認知，當前美國政府大多數人和相當一部分美國公眾都認為，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都是可怕的威脅，世界正在進入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民主對抗威權”的新時代。
很多人還據此反思美國此前的對華“接觸政策”，認為中國一直在破壞美國和民主社會，而美國政府此前毫無察覺，直到最近才幡然醒悟。
美國一些溫和派雖然在盡量減少中美意識形態對抗色彩，但仍認為中國作為崛起大國，將對美國構成不可避免的威脅。在他們看來，中國作為“飛速發展但自身并不安全的大國”，雖然可能并不邪惡或在意識形態上沒有敵意，但仍會通過一切手段破壞和削弱美國，以確保自身成功崛起，在全球秩序中占據主導地位。
二、 “威脅膨脹”認知扭曲美國對華政策，損人害己
“威脅膨脹”認知成為美國對華強硬的“理論支撐”。基于這一認知，面對中國帶來的極端威脅，美國必須作出“全社會”回應，包括通過征收關稅、實施制裁來糾正中國的“掠奪性”經貿政策，乃至強化美國軍事力量，以威懾中國“侵略性的軍事或準軍事行動”。
乍看之下，美國現政府對華態度似乎遠沒有上屆政府那么強硬和意識形態化，而是強調“中美將在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在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在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美國現政府明確表示，上一屆政府關于“中國構成極端生存威脅”的判斷基本正確。面對中國崛起及其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美國反應強烈，采取了大量懲罰性的回應措施。
但是，夸大中國威脅給美國帶來的危險，其實并不亞于低估中國威脅的危險。
一是大幅壓縮中美合作空間。
“威脅膨脹”認知顯著限縮了中美在利益一致情況下充分合作的空間。在“中國威脅”面前，氣候變化等其他緊迫問題都變得次要，而且只能在中美大國競爭的大背景下進行詮釋，美方任何為了合作而妥協或緩和的做法都會被貼上“綏靖”或“軟弱”的標簽，造成中美難以開展有意義的合作。
二是導致威脅與反威脅輪番遞進的惡性循環。
“威脅膨脹”認知易使美方對中方的各種行動做出極端政策反應，而中方自然也會隨之回應。雙方都采取軍事和其他威懾措施以強化自身安全，而在另一方看來則構成更大的威脅。這一惡性循環不斷升級，兩國之間最終可能爆發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沖突。
三是造成美國軍事和社會資源浪費。
擴大中國威脅導致美國將大量資金、人力和科技資源不必要地轉移到非生產性領域，比如過度增加軍費、提升國民警戒等，擠占用于真正提升美國自身競爭力、改善美國民眾生活水平的資源。
四是成為政客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
美國投機政客可以通過操縱“威脅膨脹”進一步制造恐慌，為各種極端、非必要的國內政策辯護，轉移國內矛盾，分散對國家更嚴峻威脅的注意力，并將第三方國家卷入中美競爭的漩渦，迫使他們選邊站隊。
三、 美國對華認知與對華政策需要改弦易轍
美國不可能通過同中國不斷強化軍事競爭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基于“威脅膨脹”認知制定成功的長期對華戰略。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通過無限軍備競賽尋求長期軍事優勢都是沒有出路的。
在處理同美西方國家關系時，中國更多采取應對性策略，既競爭又合作，這也就意味著美國能夠也應當尋求通過互相讓步、提供其他選項的方式來影響中國，讓兩國的破壞性競爭回歸到建設性競爭的軌道上來。
美國政府需要在地區和世界范圍內接受平衡而非自身主導的思維方式，對中國要威懾與安撫相結合。這就要求美方務實地評估威脅和機遇、合理愿望和實際能力，并相應從根本上調整對中美關系的認知以及現行對華政策。
一是要對中國的實力和意圖進行更平衡、清晰、基于事實的評估，拒絕上一屆政府官員和一些專家的夸大其詞，研究務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并改進危機預防和處理方式。
二是要致力于建立一個更穩定、凸顯合作性平衡的西太平洋地區，避免摩擦與沖突升級。
三是要與中國攜手建立以“正和博弈”為中心的長期區域及全球體系。建立有效合作機制，以應對氣候變化、疫情、金融不穩定、網絡攻擊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區域和全球性威脅。
作為與中國政府互信的一部分，美國還需要調整在亞洲的現有安全聯盟，秉持防御為主、拒絕武力的立場，避免因誤判而引發沖突。
要做到這幾點，美方首先要重新進行國家安全形勢的總體評估，聚焦應對共同的國際威脅，而非狹隘的國家間安全競爭與軍備競賽。
中美雙方應優先采取外交而非軍事手段。雙方應意識到東亞的關鍵沖突源是政治性的，不能通過軍事手段解決。軍事力量也應用于消除疑慮、避免零和安全評估，而不是僅僅用于威脅另一方。
應減少使用“大國競爭”“民主對抗威權”以及“自身制度優于另一種制度”等可能深化安全困境的表述，共同努力，攜手構建確保亞洲及世界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朝陽少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