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日電　題：權力游戲中的“生命之爭”

  新華社記者闞靜文

  今年9月，美國媒體首次公開了2022年的一起死亡案件：佐治亞州28歲的安伯·妮科爾·瑟曼服用了墮胎藥，卻因并發癥未能將所有胎兒組織從體內排出，不得不去醫院尋求常規手術。但就在那個夏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個世紀前標志性的“羅訴韋德案”，終止了憲法對女性墮胎權的保護。瑟曼所在的佐治亞州隨即將實施刮宮手術定為重罪，任何違反該州新法律的醫生都可能面臨最高十年的監禁。這位年輕而無助的女性最終因嚴重感染，死在了治療設備完善的醫院里。

  當國際社會驚訝于這樣的悲劇竟然發生在21世紀的美國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政客們卻忙于圍繞墮胎權展開的政治斗爭。美國《紐約時報》說，當這類故事被曝光時，“政治光譜的任何一方都想要利用它推進自身政治議程”。

  長期以來，墮胎在美國被認為是“爭議最大、最情緒化”的話題。隨著2022年6月“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墮胎權議題再次成為全美焦點，也是今年美國大選的核心議題之一。然而，墮胎權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被操縱的政治符號，映射出的是唯利是圖的政黨、利益集團的滲入、反復橫跳的政客……這場“生命之爭”被政治化、黨派化，將美國社會深深撕裂。

  權力游戲

  在美國，墮胎權之爭從北美殖民地時期持續至今。長期以來，主張限制墮胎、保護胎兒生命的“生命派”和支持放松墮胎限制、尊重孕婦選擇的“選擇派”交鋒激烈。不過，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政客對墮胎權的態度并不嚴格按黨派劃分。讓這一議題走向政治斗爭的，是政客們發現操縱該議題有利可圖。

  197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共和黨人尼克松以反墮胎立場吸引了社會保守派選票，最終贏得大選。此后，反對墮胎的宗教保守勢力成為共和黨迎合的主要對象，而這些勢力也想借助政黨競爭宣傳自己的宗教與道德價值觀，這讓墮胎權議題開始滑向黨派化。

  隨著政黨介入，民主、共和兩黨政客開始選邊站隊，逐漸形成針鋒相對的立場——民主黨支持墮胎權，共和黨則反對墮胎權，兩黨通過“墮胎政治”拉攏不同力量、擴大各自陣營。與此同時，對墮胎權的態度成為檢驗政黨成員的“試金石”——支持墮胎權的共和黨人及反對墮胎權的民主黨人越來越難以在國會中獲得席位，黨內“異己”被排擠，兩黨立場不斷極化。美國社會宗教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顯示，民主黨支持墮胎的成員比例比共和黨高出50個百分點。美國《國會山》日報對此評論說，兩黨在墮胎權上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如今，墮胎權議題已深深刻入美國政治版圖，兩黨通過推動國會立法、簽署或廢止行政令等手段“斗法”，并將這一議題當作影響民意、擴大票倉的抓手。僅在2021年，美國各州就出臺了近600項墮胎限制措施，其中90項已成為法律。前總統特朗普在任期間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推動聯邦最高法院保守化，最終促成了2022年推翻“羅訴韋德案”事件。

  共和黨靠反墮胎立場保住了以保守勢力為基本盤的選民支持，而表示支持墮胎權的民主黨也充分利用這一議題“攻城掠地”。美國《紐約時報》文章說，在2022年中期選舉期間，民主黨抓住“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機會，將墮胎權與日常家庭和醫療保健聯系起來，利用選民對保守主義崛起的擔憂，一方面轉移了民眾對經濟議題的關注，另一方面鞏固女性及年輕選民的選票，阻止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形成“紅色浪潮”。

  美國民眾對墮胎權的看法也被兩黨政客“塑造”，立場越發對立。英國輿觀調查公司今年6月的一份民調顯示，59%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墮胎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合法，31%的受訪者認為墮胎只應在特殊情況下合法，另有10%的人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允許墮胎。德國Statista數據平臺評論說，在美國當下的政治環境中，民眾在墮胎權議題上的價值觀沖突變得愈發極化、不可調和。

  利益捆綁

  美國西北大學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員克洛·瑟斯頓認為，隨著墮胎權議題在美國國會和總統選舉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政黨與在墮胎權議題上有明確傾向的利益集團結盟變得更加常見，而這種結盟進一步加劇了兩黨及選民的撕裂與對抗。

  據美國跟蹤政治資金用途的“公開秘密”組織統計，1989年以來，支持墮胎權的團體已向民主黨人捐款3200萬美元，而反墮胎權團體已向共和黨人捐款1400萬美元。尤其在“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后的2022年，各種組織和利益集團圍繞墮胎權議題游說聯邦政府的支出大幅增加，反墮胎權團體支出150萬美元，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支持墮胎權團體的游說支出也較前幾年有所增長，達220萬美元。

  利益集團的資金支持并不僅僅直接提供給政客本身。在美國，有一類為競選融資而生的組織——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這類組織自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松綁政治捐助后應運而生。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通過向個人、企業和利益集團募集捐款，將所籌資金用于投放電視廣告，從而左右民意、影響選舉結果和立法進程。“公開秘密”組織統計，在2023年至2024年的選舉周期中，支持墮胎權的團體共捐款337萬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流向了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美國第19新聞網文章說，在2022年中期選舉前一個月內，四個關注墮胎權議題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就在競選廣告和選民宣傳上投入了約600萬美元。之所以在選舉臨近時在競選上花費數百萬美元，是因為這些組織相信關于墮胎權的言論可以左右選舉結果，“這說明了當下選舉環境的狀況”。

  依靠利益集團“輸血”的美國政客在掌權后自然會“回饋”金主，在制定各類政策及法案時為背后的利益集團謀利。有研究顯示，利益集團對自身關心的話題往往比公眾有更極端的傾向性。隨著相關利益集團利用墮胎權議題滲入兩黨，游說政治、金錢政治綁架了美國政治，最終導致少數強勢集團的利益凌駕于多數弱勢民眾的利益之上。

  無關“生命”，也不為“選擇”

  目前，美國共有10個州將墮胎權列為今年大選投票的核心議題，其中就包括關鍵“搖擺州”亞利桑那和內華達。

　　在今年競選期間，共和黨方面在墮胎權議題上突然陷入“糾結”。據多家美國媒體報道，共和黨7月發布的競選綱領草案放棄了在墮胎權議題上主張全國性禁令的立場，這在40年來尚屬首次。有分析稱，這份綱領體現了特朗普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有所軟化，與他曾將“羅訴韋德案”被推翻歸為自己總統任內功績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媒體分析說，特朗普不想因為墮胎權議題同時得罪基督教福音派選民與溫和選民，但他的搖擺不定卻引發了二者的不滿，這讓特朗普陷入兩難。

　　特朗普并不是首個在墮胎權議題上改變立場的候選人——拜登在其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支持聯邦政府禁止為墮胎項目提供資金，但在爭奪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他同樣改變了立場。

　　作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非洲裔和南亞裔女性總統候選人的哈里斯，將保障墮胎權作為其競選核心承諾。美國媒體稱她比以往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更支持墮胎權。不過，哈里斯始終拒絕透露自己是否反對任何墮胎限制，尤其是懷孕23周后墮胎是否合法的問題，這也讓她“自由”“進步”的立場充滿了功利性與政治考量。

　　如今，“美國反對美國”已成為深刻的現實。兩黨圍繞墮胎權的激烈交鋒成為政治博弈和金錢游戲，其結局早已注定：圍繞墮胎權議題，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已經纏斗了幾十年，這種斗爭未來也不會隨著一場大選的結束而停止。在利益集團驅使下，他們的爭論無關“生命”，也不為“選擇”，只為自身政治利益，而美國普通民眾只是旁觀者，沒有真正的選擇權——不論是在墮胎權上，還是在別的問題上。

　　“在可預見的未來，墮胎權議題仍將困擾我們的政治，而且很難看出有什么可以改變這一現狀。”美國政治新聞記者邁克爾·肖恩·溫特斯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