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一界定僅限于礦山事故案件處理。其他領域的生產安全責任，仍未得到明確。

　　直到2012年1月，情況徹底改變。

　　最高法出臺相關《意見》，將礦山事故案件中的責任界定，推廣到生產中的各個領域。

　　最高法這樣解釋出臺該《意見》的背景，個別地方和行業重特大責任事故上升；一些重特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舉國關注，相關案件處理不好，不利于生產安全責任事故的防范，損害黨和國家形象，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14種情形不得緩刑

　　最高法提高緩刑門檻，清晰界定如何區分事故中主、次要責任，并發布典型審判案例

　　此次最高法《關于進一步加強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意見》的總體精神是，嚴格依法，從嚴懲處。

　　《意見》首先從區分責任入手。

　　在以前，刑法并未界定安全事故中的主要責任和次要責任。

　　此次《意見》則規定，一般情況下，對生產、作業負有組織、指揮或者管理職責的負責人……對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起決定性、關鍵性作用的，應當承擔主要責任。

　　《意見》除了界定了“什么是重大傷亡”、“什么是情節特別惡劣”之外，還提升了緩刑適用的門檻。

　　《意見》規定7種情形不得適用緩刑，其中包括，“非法、違法生產的”、“無基本勞動安全設施的”、“偽造、隱藏影響事故調查證據的”等情形。

　　這7種情形，在以前都有可能獲得緩刑。

　　《意見》還規定了7種情形必須重罰，其中包括，“國家工作人員違反規定投資入股生產經營企業，構成危害生產安全犯罪的”、“貪污賄賂行為與事故發生存在關聯性的”等。

　　最高法在發布《意見》的同時，還發布三個危害生產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涉及情節認定、數罪并罰、責任劃分以及緩刑適用。

　　其中一個案例發生在江蘇。

　　2010年，南京城市快速內環工程“11·26”事故，造成7人死亡、3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700萬元。

　　調查認定，這是一起施工單位違反施工順序、施工組織混亂，監理單位未認真履職，監督部門監管不到位，設計單位交底不細造成的生產安全責任事故。

　　梁宗剛、邵迎分別為項目經理、工程師，被認定為負事故的主要責任。

　　楊軍為監理工程師，被認定為負事故的次要責任。

　　梁宗剛、邵迎均被判刑三年，楊軍則被判刑三年，緩刑四年。

　　法官馬賢興看了案例后說，梁宗剛等人均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且他們有積極施救、賠償悔罪等情節，按以往判罰，3人有可能均會被判緩刑。而此次判罰對前兩名認定為主要責任，所以未判緩刑，后一名被認定次要責任，予以了緩刑。

　　“這體現了刑罰對過失犯罪的寬嚴相濟。”馬賢興說。

　　嚴懲瀆職官員

　　重大生產事故背后多有官員瀆職，以往常被輕罰，此次最高法《意見》要求嚴懲瀆職

　　最高法的《意見》還提到，在安全生產事故中，要嚴懲職務犯罪。

　　與此同時，最高檢也下發了一份相關“意見”，要求“依法介入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調查，嚴肅查處事故背后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犯罪案件。”

　　何家弘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

　　他告訴記者，在礦難、垮塌、撞車等安全事故的背后，往往都存在著瀆職等職務犯罪。目前國家對瀆職犯罪的懲罰不力，很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判緩刑的太多。

　　據報道，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決有罪的17671名瀆職侵權被告人中，宣告免予刑事處罰的9707人，宣告緩刑的5390人，合計占到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