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少子化挑戰：抓住窗口期，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澎湃新聞記者 彭艷秋

　　“從全球范圍看，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出現生育率下降的現象較為普遍，我們要關注但也不用過度焦慮和緊張。”

　　中國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如是說道。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有相當大的確定性可以判斷，我國將繼續保持在人口低生育率的狀態。在未來的若干十年內，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只有很小的概率會回到更替水平以上。

　　任遠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意識到人口變動的相對確定性，也即是持續的低生育率，持續的老齡化，和持續的人口萎縮，那么更加需要著眼考慮的不是去改變人口變動和人口格局，而更應該重視的，是如何適應人口變動來實現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人口政策的關注重點，應該適應人口變動的內在規律，為已經出現的低生育率社會、正在發展的老齡化社會和大量人口遷移流動的移民社會作好準備。

　　那么，我們該如何為未來將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未雨綢繆？

　　抓住機會窗口期，做好政策儲備

　　“從人的生命周期來看，人口主要包括‘一老一小’和勞動年齡人口，就要‘抓兩頭促中間’。目前國家層面出臺了很多支持性的政策來提升勞動人口素質。而‘兩頭’是弱勢群體。”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耀軍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史毅表示，從現在一直到2035年，實際上還有一個政策儲備和資源布局的機會窗口期。從現在到2027年可能會快速老齡化，但主要還是底部的老齡化，也就是相對年輕的老齡化，雖然速度快，但大部分都是剛剛進入60歲，多數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還比較好。等到2027年以后，就可能進入頂部老齡化，接近70歲的人開始快速增多，“從我國人口的健康預期壽命來看，這部分人群的健康養老問題未來一個時點可能會集中出現。”

　　任遠認為，試圖通過提高生育來應對老齡化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第一是生育水平基于人口變動規律實際上很難提高，第二生育水平提高實際上并不解決2022-2035年老齡化快速增長的問題，生育水平提高會疊加在快速老齡化過程中增加經濟的負擔而不是減少經濟發展的壓力。

　　“這進一步說明實際上我們不需要‘鼓勵生育’，但是我們已經有條件‘全面放開’和‘自主生育’。”任遠表示，所謂積極應對老齡化，更主要應該是適應人口老齡化的人口變動，開展相關的制度建設和實現經濟社會運行體系的相應調整，包括養老保障體系，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

　　史毅建議，利用“十四五”和“十五五”的機會窗口期，做好政策的儲備，最關鍵的是做好健康養老服務資源的統籌規劃和布局，包括失能預防、康復支持、長期照護等服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將相關評估標準、服務規范、制度設計都儲備到位，通過這種方式，做好頂部老齡化的應對。

　　張耀軍認為，目前各地養老方面的體系建設在逐步完善，發展得也較快，包括醫養結合等多種養老方式的嘗試及出臺。

　　“而目前三胎政策放開之后，究竟怎么做更科學更有效，大家一邊在觀望一邊在思考，相信未來幾年，短板會慢慢補上來，這需要一個過程。總而言之支持提供保障，從各個渠道各個方面都能有機著力，共同努力，做好一老一小的工作。”張耀軍說道。

　　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多位專家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在出生人口減少的情況下，更重要的是“用好”現有的人，提高人力資本。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金融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鐘輝勇也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已有的勞動力能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顯得尤為重要，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等方式在全國范圍里更好地進行人力資源的配置，將現有的勞動力用好，減少誤配，也可以減少生育率下降的影響。

　　“技術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生產是通過自動化的方式，伴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我們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育率下降帶來的問題。”鐘輝勇補充道。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立龍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通過教育和培訓的投入來提高現有和即將成為勞動力人口的人力資本，是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進而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

　　史毅表示，在職業教育方面，可以進行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和培訓，另外可以針對老年人力資源再開發，在老年大學中嘗試提供一些靈活的再就業和技能的培訓。據他介紹，德國、日本這些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老年人退休之后再就業的比例相對較高，一定程度上能減輕生活壓力，對減輕養老金的負擔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張立龍也告訴記者，針對老年人力資源再開發方面，應積極發展老年教育專業。

　　此外，職業技能人才的培育和社會地位提升方面，還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

　　“職業教育具有直接面向勞動力市場和就業需求的特質，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帶來就業結構的的變化，需要一批具有高技能的熟練勞動者隊伍來支撐，這需要通過發展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來培養。” 張立龍表示，在職業技能人才社會地位的提升上，我們應當做更多的宣傳引導。應禁止對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歧視，維護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合法權益，如果條件允許，可以建立高技能人才技能職務津貼和特殊崗位津貼制度，提高技術技能型人才的經濟待遇。

　　順暢上升通道

　　在采訪中，一部分年輕人表示，一些企業的“35歲”就業門檻，也會帶來生育焦慮，這種焦慮主要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擔心35歲之后失業或離職，再就業存在困難，自身的生活都可能無法負擔。

　　“35歲就業門檻，是多年延續下來的人事管理條例的規定和要求，但并不會一成不變。對企業來說，未來可能隨著勞動力供給的減少，企業自身也會自發靈活地處理這樣的問題。”史毅表示，“如果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在人事的引進或招聘條例上，能夠率先調整，是能夠起到帶動示范效應的，同時市場也能更早、更靈活地解決這一系列問題。”

　　史毅進一步表示，還有一點也比較關鍵，即怎么在社會階層的流通方面打開一個順暢的通道。他認為，低生育水平的問題，與“躺平”、“低欲望”的社會心態是有關系的。

　　“因此，給年輕人提供更有活力更有前景的上升通道，在財富的再分配過程中，把公平和效率的問題再做一次調和。這樣是有可能提高結婚率和生育率的。”史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