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乃至主導國際科技合作 應對全球共性挑戰
　　中國智慧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是“時代之需”

　　“我欽佩中國在與國際盟友和伙伴合作中的開放態度和靈活性，這讓雙方實現共贏。”西南政法大學特聘教授王可維（Asad Khalil）對科技日報記者說，2022年1月1日開始施行新修訂的科技進步法，既反映了中國近年來的科技發展，也是中國為應對全球共性挑戰作出的積極回應。

　　中國參與全球共性挑戰的科技治理能力逐年提升，但如何以更開闊的視野，參與更多關系全球共性挑戰課題的全球治理，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擔當的時代命題。

　　多國外籍專家、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開展國際科技合作，將中國智慧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既是“時代之需”，更是貢獻中國智慧、分享中國經驗的重要路徑。

　　積極兌現疫苗承諾 參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中國很早就宣示，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積極推動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

　　兌現承諾離不開國際合作。

　　“我們無法單槍匹馬地與疫情抗爭。”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高級項目官杜珩說。因來自中國且有公共衛生和疫苗專業背景，她在疫情之初受命“應急響應中國工作組的負責人”，致力于在中國和全球疫苗研發網絡之間建立合作——幫助中國科學家與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CEPI）建立聯系，推動中國疫苗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預認證資格工作，進而參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國際疫苗援助采購。

　　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3月3日新聞發布會給出的最新數據是：中國先后向150個國家和13個國際組織提供了大量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檢測設備等防疫抗疫物資，向34個國家派出37支醫療專家組，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超過21億劑疫苗，幫助其他國家提高疫情防控和應急救治能力。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醫師、來自孟加拉國的心臟病醫生米斯巴·菲爾杜斯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真誠地說：“現在包括疫情期間，孟加拉國經濟之所以能保持持續發展，正是得益于在中國和其他友好國家支持下采取的必要有效的疫苗行動。”

　　廈門市外國人才服務站顧問Zuzana Pavlonova還親自參加廈門為外專接種疫苗的服務工作，并錄制相關視頻讓更多外國人提升科學抗疫的信心。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科技界如何進一步主動參與甚至主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科學家生物安全行為準則天津指南》為其他國家和機構層面的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工作范本。

　　2021年夏天，國際科學院組織發表聲明，正式核準許可中國天津大學和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牽頭、多國科學家共同研討達成的《科學家生物安全行為準則天津指南》（以下簡稱《天津指南》）。天津大學全程參與了《天津指南》的制定過程，并起草了《天津指南》的基本內容。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大學原黨委書記李家俊向科技日報記者介紹，《天津指南》是生物安全領域首個以中國地名命名的國際倡議，被作為工作文件由中國外交部提交至《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生物科技審議專題會、第76屆聯合國大會與《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會議。

　　李家俊認為：“這是通過國際合作分享中國智慧和經驗的典型案例。”

　　攜手應對多種挑戰 “互利共贏”是合作前提

　　新冠肺炎疫情給人類一個殘酷的警告，這個警告同樣適用于其他全球共性挑戰。

　　氣候變化、環境保護、數字安全……每一項重任，倒逼人類知識儲備升級的同時，更考驗不同利益社群合作共謀的智慧。

　　“越是面臨復雜局勢，越要保持國門繼續敞開。”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工業大學材料與制造學部教授王璞跟記者分享他的觀點，他贊同媒體在“上海公報”50周年之際發出的聲音——“中美關系合作共贏的大勢不可逆轉”。“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格局，為科技界在互利共贏前提下深入開展雙多邊科技合作提升了信心。”

　　實際上，科技開放合作為解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共性問題提供新途徑。作為走在前面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盡己所能提供科技咨詢和技術轉移等服務。

　　米斯巴·菲爾杜斯所在的中國團隊，曾借助先進的5G技術，遠程向孟加拉國同行展示心臟手術的現場直播。他還親自參與了中國與至少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心臟病醫學領域學術交流活動，并對此感到振奮與榮幸。

　　對中國—東盟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秉持互利共贏理念的建言獻策也亮相兩會。

　　九三學社中央今年提交了《關于對接RCEP規則建設面向東盟的數字貿易港體系的提案》，正是因為發現“RCEP成員國間，特別是東盟各國之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而我國各地數字基礎、數字運用能力、數字產業生態也存在差異”問題，著眼于2022年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提出“有必要系統謀劃、整體推進，建設面向東盟的數字貿易港體系”。

　　錨定“科技自立自強” 拓展國際科技合作網絡

　　中國發起和參與重大國際科學計劃、制定國際科技規則的能力，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制約了我國科技界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高質量開放創新一定與高質量科技自立自強互相促動。”王璞委員認為，兩個著力點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

　　一是牢牢掌握住先進學科和先進技術中的關鍵技術。王璞委員體會深刻——他年輕時就學工作的山東大學晶體材料國家重點實驗室，以研制KTP、KDP等非線性晶體而聞名，與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很多高校開展了持續的人才和技術交流。30年過去，中國仍保持了這一領域的優勢。

　　二是利用好大科學裝置助力基礎研究和開放合作。科學前沿的革命性突破越來越依賴于大科學裝置提供綜合性極限研究手段，“應該說，以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為標志的全球大科學時代已經到來。中國的大國重器和高水平研發平臺，提供了主導國際科技合作的重要條件。”

　　李家俊代表對更廣泛地拓展國際合作網絡提出建議：一方面，要掌握國際合作伙伴所在國政策法規、社情民意等動態信息，充分把控合作風險；另一方面，在維護好現有合作伙伴的基礎上，適時調整戰略布局，拓展與亞洲、歐洲地區的合作；第三，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和法制保障，內外聯動、相互貫通，更靈活開展國際交流形式、更積極提升國際共識，在國際科技合作中主動發出中國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