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昌平區，楊啟俊站在家門前。

　　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楊啟俊

　　1931年出生在昌平縣（現北京市昌平區）。

　　1942年，年僅11歲的楊啟俊加入晉察冀軍區政治教導處第四分隊，在門頭溝、張家口一帶扮作“小叫花子”傳遞情報。

　　抗日戰爭勝利后，楊啟俊復員回村。解放戰爭期間做過地下交通員。

　　新中國成立后，楊啟俊先后在華北文工團、昌平電影隊工作。2000年退休。

　　楊啟俊的背已經彎曲了。有人來拜訪，他戴上那頂有兩顆扣子的八路軍軍帽，穿上八路軍軍服，早早等著。拍照時，他會努力挺直腰背。

　　80年前，當時只有11歲，個子矮小的楊啟俊和兩個差不多大的搭檔穿著破舊的衣服，裝扮成“小叫花子”，來到敵人的據點，在一塊塊石頭下面尋找標記，找到藏著的雞毛信。之后徒步翻山越嶺，將信件送回后方。

　　他那時候還太小，沒有打過槍，不算真正上過戰場。但為了傳遞情報，在敵人的威逼下也沒透露自己的身份；敵人的子彈從他的頭頂擦過，血滲出來，情勢緊急，只能抓把土止血。楊啟俊說起這些經歷時，云淡風輕。

　　扮作小叫花 智送雞毛信

　　新京報：你在1942年加入了晉察冀軍區政治教導隊第四分隊，此前有上學讀書嗎？

　　楊啟俊：沒有。我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區，當時還是昌平縣，日本人要我們每家出一個人做苦工，我母親去世得早，家里只有我父親和一個姐姐，父親要做農活，做苦工的活就落在了我的頭上。替日本人壘大墻，挖大坑，早上七點一直干到晚上六點，日本人不管飯，早上從家里帶個玉米面窩頭，中午吃，頂一天。稍不如意，干得慢一點，日本人的鞭子就下來了。

　　新京報：你是怎么加入晉察冀軍區政治教導隊第四分隊的？

　　楊啟俊：我父親是村里的支部書記，八路軍偶爾來我們家過夜，他們覺得我還不錯，問我愿不愿意跟著他們當兵。我當然是愿意的，不愿意再給日本人干苦力。我爸有些猶豫，我們家就我和我姐兩個孩子。后來是我們一塊兒給我爸做思想工作，他點頭了。

　　新京報：你當時主要做什么？

　　楊啟俊：我是劉仁（原名段永鷸，1941年，晉察冀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劉仁為城工委委員之一，領導了北平地下黨組織）的勤務兵，但還有一項額外的任務，那就是搞情報。

　　地下黨偵查出敵方有多少人、多少槍、多少炮，寫成小紙條，折好，緊急的上面就插上雞毛，就是常說的雞毛信。我們就負責到提前約定好的地方去取，然后把情報送到后方。

　　取情報的都是一群小孩，和我差不多大，為便于偽裝，每三個人分為一組。當兵那四年，我沒穿過軍裝，就是“小叫花子”打扮，但我們穿的鞋是有講究的，鞋底用紅繩扎出三個紅點，怎么磨都磨不掉，有的黨組織靠這個來辨認我們的身份。鞋里上面割了個小口藏情報，再安個子母扣，防止被搜查時情報掉出來。

　　“子彈從我的頭頂擦過”

　　新京報：傳遞情報的時候，被日本人發現過嗎？

　　楊啟俊：有一次我們從宣化拿到情報回張家口的路上，讓日本兵抓住了，說我們是“小八路”，把我們全身搜遍了，讓我們脫鞋的時候，我是真害怕。

　　好在最后沒搜出來，日本兵把我們鎖在廁所里，只給喝水，不給吃東西。我們中的一個人比較聰明，趁日本兵沒注意，在廁所里轉頭把信拿出來吞到肚里了。三天后來了一個翻譯官，不知道他們怎么交涉的，把我們給放了。

　　新京報：你頭上的疤是怎么來的？

　　楊啟俊：因為情報毀掉了，我們不甘心，我說上東山坡去瞧瞧，打探敵軍的情況。

　　我們趴在山坡上，突然幾聲槍響，當時我們三個中有一個東北來的，比我大三歲，長得高，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他倒下了。

　　我比較矮，一顆子彈從我頭頂飛過去，擦出血了。我和剩下的那個伙伴，直接被嚇哭了，但也趕緊止住了，不能哭，我們得趕緊跑，活命！

　　新京報：犧牲的人多嗎？

　　楊啟俊：我們小隊當時一共是21人，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犧牲了七八個人，有的是被日本兵發現身份后，直接拿刺刀挑死的。

　　新京報：當時部隊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作戰？

　　楊啟俊：我們住的地方不確定，開始在門頭溝一帶，后來轉移到張家口、太原。每次都是晚上偷偷轉移的，有時候一宿得走80里地。

　　有時候就住在廟里、山里，沒吃的我們就上山找野菜，可以吃三天。一兩天吃不上東西的時候也有。

　　有時候住在地下黨員家中，趁著黑天去，再趁著黑天離開，那時候能吃得好一點，吃得最多的就是豆干飯。

　　“經過天安門的時候我特別高興，這是一種榮譽”

　　新京報：你在抗戰勝利的第二年就復員了？

　　楊啟俊：對，抗戰勝利后，有個要求是讓老少病殘復員，我屬于少的。我們當兵的時候，沒穿過軍裝，回家前，發了五件，我到現在都還在穿。

　　復員后，解放戰爭期間，我也在流村地區當過交通員，幫解放軍從北京城里運手槍、機關槍出來。冬天，買大白菜，切開后，掏出心，把手槍藏里面，再把白菜接好，潑上水凍上。馬車兩邊的木板里面掏空，藏大的機關槍。

　　新京報：新中國成立后，你從事什么工作？

　　楊啟俊：當時我去了剛剛成立的華北文工團，之后，回到昌平電影隊放電影，當時放《永不消逝的電波》《英雄虎膽》，還放過《英雄小八路》《紅孩子》。也有一些部隊找我，請我給他們講講我當小八路時候的經歷。

　　從電影隊退下來之后，我在鄉里工作，一直到2000年，我69歲的時候，才沒有再工作。

　　我現在是吃穿不愁，政府給我補貼，每年還有衛生部門上門檢查身體，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了。

　　新京報：2019年，你參加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典活動，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嗎？

　　楊啟俊：我是在群眾游行的第六個花車上，經過天安門的時候我特別高興，這是一種榮譽。

　　新中國成立60周年慶典的時候，我也去了，那時候我是坐在廣場上看。

　　老八路越來越少了，我們村有42個在抗日戰爭時候當兵的，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在戰場上，我能僥幸活下來，能活著看到我們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發展到現在這么強盛，我很知足。

　　新京報：你有什么心愿嗎？

　　楊啟俊：我希望等到新中國成立80周年的時候，我還能參加慶典活動。

　　在戰場上，我能僥幸活下來，能活著看到我們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發展到現在這么強盛，我很知足。　——楊啟俊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陳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