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億人次，7534.3億元，“超級黃金周”寫出這兩個數字，并不出人意料。我們很多人都是“8.26億”里的“一人次”。剛剛過去的長假8天，說明了三件事：第一，疫情的羈絆進一步遠去了。第二，勤勞的中國人有著“玩好休息好”的巨大需求。第三，怎么能更好地“玩好休息好”，迫切需要我們勤勞且智慧地去探索。

“休假”需求，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剛性，二是多樣。“剛性”無需多言，“多樣”則需要細細打量——

比如，關于“調休”，就能聽到不同想法。有些人不太愿意為了連休幾天而連忙幾天。有些人則更看重能擁有一個集中且長時間的假期，為此愿意付出“連忙幾天”的代價。大家其實各有所需，這就是需求的多樣性。

再比如，長假8天，有人愿意舉家出行去熱門景點打卡，有人愿意在城市周邊溜達，有人喜歡多安排幾場親朋好友聚會，有人泡電影院、運動場，有人愿意窩在家里靜靜發呆。這都是真切的需求，都是值得尊重的需求。從宏觀看，假日消費越多越好。從微觀看，一個假期過得好不好，不是以咱家花了多少錢來簡單衡量的。

“休假”事關物質需求，本質則是精神需求。精神需求的主觀性很強。有人覺得玩就是最好的休息；有人覺得玩也挺累，玩和休息是兩回事。理解體驗雖不同，但大家追求的都是“更高品質的生活”。對很多家庭來說，怎么度過一個假期，往往首先要服從的，不是純粹的經濟邏輯，而是包括經濟、心理等因素在內的，更復雜的生活邏輯。

—— 家情各不同。比如，一對夫妻，可能“二人世界”時喜歡長假宅家，但等到家里小朋友成長到需要多出去“長見識”的年齡，他們的選擇，很可能就會毅然轉變為“人從眾”。待小朋友長成大朋友，老夫妻又會回歸“居家過節”。

—— 國情有特點。比如，中國人的傳統文化里強調敬老愛幼，假日出游，很多家庭愿意扶老攜幼。這跟有些國家的國情就不一樣，人家是老人孩子各過各的、各玩各的。我們的祖國幅員遼闊，去哪兒的路途都不短。所以很多人需要長假。這也符合現實的經濟邏輯——去一天、回一天，兩天在路上，若是5天假，中間能玩三整天；若是8天假，中間能玩五六天。性價比不一樣的。

面對多樣化的需求，關鍵在于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更高質量的供給。不久前國辦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的“20條”里強調，“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就包含這個意思。

假期本身的供給，仍有提升空間。雙休日之外，兩個關鍵：一是法定節假日，二是帶薪休假。前一個，還有總量提升和結構優化的潛力。后一個，制度已有，關鍵在落實。

我國目前的法定節假日共有11天。從最早的7天，1999年增加到10天，2007年增加到11天。一個國家的法定節假日總天數，要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11天，在全球處于中游水平。適時再增加，不是沒有可能。距離上一次總量增加，已過去了16年。這16年，中國的整體發展又向前走了多少？我們都是親歷者、參與者、見證者。

以往，放假多且集中，常引發擔憂，認為會造成生產停滯、工作中斷，拖累經濟增長。如今，公共假期里相對集中釋放的消費需求，更被視為寶貴動力。消費已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力量。而隨著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公共假期里必要的生產持續、運轉保障，已擁有更具時代感的解決辦法。

“扎堆兒式”假日旅游，有一股子特別能帶來參與感的熱鬧勁兒，但也并非最好狀態。高速堵車、景區“人從眾”等，不僅帶來風險，也實際上降低了休假質量。化解之道，一是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如恢復和擴大消費“20條”里所言，“全面落實帶薪休假制度，鼓勵錯峰休假、彈性作息，促進假日消費”；二是提供更豐富多樣的休假方式、產品、場景的供給。

今年，從“五一”、到端午，再到“十一”，眼見著與假日相關的供給創新，層出不窮。從熱門城市、景區，到網紅街區、鄉村，給大客流提供的服務創新多起來了。當“看風景”越來越轉變為“體驗場景”，多樣態的場景創新、旅游產品創新、文化節目創新、城市生活創新等，為化解“扎堆兒”，提供了更多新鮮經驗。

此番“十一”長假，從統計數據到切身感受，不是要“回到疫情前的2019年”，而是要“超越過往”，要向前奔。“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需要”，“更好滿足游客多樣化需求”，寫在相關的中央文件里，也寫在你我觸手可及的生動實踐里。

“勤勞”二字，早已深深刻進中國人的精神血脈。勤勞的我們，更要玩好休息好。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這場大考中的一道具體考題吧。

要答好這道題，需要拿出發展眼光、分眾思維、創新作為。

（文丨總臺特約評論員 楊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