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良是畫家中的大畫家，不是百姓眼中的大畫家！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李可染的牛……這就是畫家的藝術符號，而關良的符號就是“孫悟空”！。
前些日子去一位畫家朋友家里，話題總是離不開關良先生。他說關良是畫家中的大畫家，不是百姓眼中的大畫家。我問為何這么說，他答道，一般人只知道徐悲鴻、齊白石，關良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不夠高，自然少有人會有興趣去了解。但凡提到關良，都會尊他為中國戲劇人物畫的開山鼻祖。只可惜在當今社會，戲劇已經邊緣化，流行的是快餐類的娛樂文化，普羅大眾知道關良的寥寥無幾。戲劇人物畫鼻祖的提法太籠統，要想使天下人認識關良，還得為先生找一個令人一見就印象深刻的標志性的繪畫符號——一個雅俗共賞的人物形象，既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又完全能代表關先生高超的繪畫技法和意境。借此繪畫符號來推廣先生的戲畫和其它題材作品，如此，自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關良感興趣，愿意去欣賞、研究他的作品。我想，這個標志性的符號就是他畫的孫悟空。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關良由日本留學歸來，上海成為了他工作、生活的中心。而1920—1940 年是京劇藝術的鼎盛時期，乃全國第一大劇種，擁有眾多的戲迷、票友，看京劇是上海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關于孫悟空的戲俗稱“猴戲”，非常受歡迎。郝振基、楊小樓、鄭法祥、蓋叫天、李萬春等都有精彩的猴戲表演，只不過扮相和表演各有不同。想來關良先生一定也目睹過他們的舞臺風采。鄭法祥是南派猴戲的代表人物。他博采眾長，大膽突破舊程式，創造新規范，其身法、手法、步法、棒法、筋斗乃至唱念、扮相皆與眾不同。他演的孫悟空以氣勢取勝，追求在似與不似之間彰顯神妙。1929 年，他在上海齊天舞臺演出《西游記》，就引起了強烈的轟動。我認為，關良的孫悟空戲畫創作受鄭法祥表演的影響頗多，不過四十至五十年代并未見先生的大量猴戲作品。直到1961 年底，浙江紹劇團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進京演出，于中南海懷仁堂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表演之后，他才真正開始創作了大量的以孫悟空為題材的戲畫作品。而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進京表演之時，郭沫若先生連看六遍，并作詩一首：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選白骨累三遭。千刀萬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教育及時堪贊賞，豬猶智慧勝愚曹。毛澤東對此劇也大為贊賞，和詩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縱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孽又重來。這時的關良雖已退休，但仍擔任上海畫院畫師。而畫師是要交畫作的，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下，他以毛澤東這首七律為題材創作了數幅孫悟空戲畫作品。在如今藝術品市場上，常見到的關良有關西游記的作品，最早應是1964 年創作的。大部分都突出孫悟空棒打白骨精的場面，孫悟空猴眼圓睜、怒不可遏，手中金箍棒顫抖彎曲，砸向妖怪，觀者似乎都能聽到那千鈞一棒發出的“嗚嗚”風聲，不禁毛骨悚然。至于扛著釘耙的八戒、閉著眼一門心思念咒的唐僧，還有總是任勞任怨挑擔的沙和尚，則被置于畫面的次要位置，這就更加襯托出齊天大圣橫掃一切的駭人氣勢。文革后期，先生也創作了其它的一些關于西游記題材的畫作，如火焰山等。文革結束后，他更是反復創作“三打白骨精”。1979 年，葉圣陶先生為他題詩：不辭反覆繪三打，想見興懷玉宇清。石窟飛天堪媲美，如斯藝事倍精英。在戲畫上，關良是刪繁就簡的高手，在后來的這類作品里刪去了八戒、唐僧與沙和尚，畫面里只余孫悟空怒打白骨精。有人認為這些作品里的白骨精暗指江青，孫大圣棒打白骨精實在是大快人心！偶爾也見其1977 年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畫面作了調整，整幅畫面唐僧、沙和尚、豬八戒占了主要位置，孫悟空騰空而起，在畫面一角追打白骨精。豬八戒跨步招手，仿佛在喊“猴哥，快回來”， 憨態可掬；唐僧恍若無人端坐于白龍馬上苦苦念經；沙和尚挑著擔子快步跟上，似乎并不擔心大師兄會否失手。整個畫面趣味愈發濃郁了。中國四大名著給了關良先生取之不盡的繪畫題材，他創造的孫悟空形象集繪畫的精氣神于一體，是普通百姓心目中勇于擔當責任、掃除邪惡、維護公平的正義使者，放在任何時代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可謂“火眼金睛辨是非，棒掃塵世萬里埃”。關良先生的孫悟空應該是他最鮮明的藝術符號，只要關注和喜歡關良作品的朋友多加宣傳，它必將為普羅大眾所熟悉和喜愛，和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等一樣使人過目不忘，深入人心、流芳百世。（no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