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郭金興

　　長期以來，由于復雜而深遠的歷史淵源以及相似的文化背景、發展經歷與經濟模式，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始終非常關注日本經濟。但是，自21世紀初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規模超越日本，國內對日本經濟的關注度有所降低。至2024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大約相當于日本的六倍，盡管按人均水平計算，中國仍然只相當于日本的一半。

　　可能在很多人看來，日本儼然是一個在很多方面已經被我們超越的對手。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滅以來，伴隨著長期的經濟低迷，“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似乎成為了日本經濟走向衰敗的代名詞。

　　然而，自新冠疫情結束以來，日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實務界的視野之中。這一方面是因為近幾年來中國經濟的走勢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日本呈現出一些較為明顯的相似性，比如增長速度的趨勢性放緩、房地產市場的重新平衡、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問題若隱若現，甚至包括來自于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壓力日益突顯。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日本近兩年來似乎已經逐步走出了經濟長期疲軟的陰影。盡管經濟增速難以恢復至泡沫經濟破滅之前的水平，但是自2021年以來一直保持正增長，年均增速將近1%，失業率也維持在3%以內。更重要的是，以CPI衡量的通貨膨脹率接近3%，超過了央行設定的2%的通脹目標，長期困擾日本經濟的通貨緊縮終于結束。在泡沫經濟破滅三十年之后，日本似乎看到了真正的曙光。

　　如果實際情況確實如此，日本經濟是如何走出低谷的？有哪些政策調整和體制變革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日本未來前進的道路上仍然存在哪些有待克服的障礙？理查德·卡茨的《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一書為這些重要的問題提供了初步的答案。

　　卡茨是一位長期關注日本經濟的美國專欄作家，在紐約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講授日本經濟等課程。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他主持編輯有90年歷史的《東方經濟報告》，為英語世界的讀者提供關于日本以及其他亞洲經濟體的深入分析。卡茨出版的前兩部著作分別是1998年的《日本體制之困：日本經濟奇跡的興衰》和2003年的《日本涅槃：漫長的復蘇之路》。這兩部著作與本書一起，構成了作者講述日本如何由泡沫破滅走向經濟復蘇的三部曲。

　　為了撰寫本書，卡茨對日本政界、學界和商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訪談，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日本經濟走出困境必須要克服的頑疾，其中令人感受至深的一點就是，在某個發展階段曾經發揮過關鍵作用的體制優勢，在另一個發展階段卻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桎梏，只有打破枷鎖，才能使經濟脫胎換骨，進而以新的面貌進入新的階段。比如，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曾被認為是日本發展模式別具一格的特征，這甚至開創了一種與經典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有所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但是，日本的經驗表明，這種用工制度并非日本特殊的傳統文化的產物，也并非一種具有普適性的制度，而是產生于二戰前后特定的歷史背景，并且僅僅適用于后發優勢較強的趕超階段。

　　在經濟實現趕超，從而整體經濟需要更多地依靠創造性破壞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轉向更具彈性的體制架構，是日本經濟進入后趕超階段必須完成的轉型。正如本書指出的那樣，薪酬更低的非正式員工在勞動者中的占比已經由20年代80年代的15%增至目前的將近40%。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更為激烈，員工在企業內部的晉升更多地以績效而不是以年資為導向，雇傭關系的解除更為便利，員工的跳槽行為也更為普遍。而且，勞動者更加重視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實際上，目前日本每位勞動者每年平均的勞動時長比美國更短。

　　將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一家企業，將太多時間投入工作之中乃至容易導致“過勞死”，這種刻板印象并不符合當前日本勞動者和勞動力市場的實際狀況。

　　另一方面，阻礙經濟社會體制隨發展階段適時而變的并非人們的理念，而是個人、企業、社會組織或政府部門之間及其各自內部的利益沖突。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一些微小企業最終成長為世界知名的企業或企業集團。這些企業的發展壯大受益于特定的政策或制度，比如政府有傾向性的產業政策和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或者經連會企業之間通過主銀行和交叉持股來逃避市場競爭的壓力。

　　在經濟趕超結束或接近結束時，規模收益遞增轉為了遞減，經濟增長需要更多的依靠創新而非規模的擴張。但是，作為創新主力的中小企業或者說作者所強調的“瞪羚企業”，在原有的體制下既難以獲得必要的市場，也難以獲得必要的人才和資金。因為瞪羚企業的成長必然會削弱目前規模巨大的“大象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競爭優勢，正是這種利益之爭阻礙了政策和體制更為迅速和順利的轉型，也許這就是日本經濟復蘇如此艱難的原因。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只要有適當的制度條件，政策和體制的調整終究還是會實現，盡管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并且使整個社會付出極大的代價。比如，與二戰以后建立的趕超體制相比，目前日本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以往日本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要更為緊密，政府官員經常在退休之后再到企業任職，從而建立起順暢的信息溝通機制，為政府采用各種行政手段和窗口指導實施產業政策提供了便利。但是，隨著經濟增長由規模擴張驅動轉向以創新驅動，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因此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方式由產業政策轉向了競爭政策。此外，以往政府與企業之間過于緊密的關系也滋生了大量的腐敗行為，日本政府也力圖通過公務員制度改革這類現象。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后的房地產市場調整和銀行體系改革同樣如此。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寬松的貨幣環境，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導致房地產市場價格飛漲，銀行業的房地產貸款規模也大幅擴張。

　　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政府擔心房地產價格的急劇下跌將給銀行業帶來滅頂之災，因而縱容商業銀行以各種方式掩蓋由于房地產價格下跌引發的實際損失。結果，日本房地產價格在此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持續下跌，成為拖累日本經濟遲遲無法復蘇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在房地產市場重新達到新的均衡并且金融體系實施了深度改革之后，日本經濟才真正具備了復蘇的條件。當然，在以趕超為目標的經濟社會體制，特別是社保體系未實現轉型之前，延緩房地產價格下跌的速度也許是一種維持社會穩定的無奈之舉。

　　日本過去三十多年的經驗表明，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些貌似周期性的經濟困難，其實質是現有的經濟社會體制已經不適應新的發展階段，因此，根本的解決途徑并非逆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而是現有經濟社會體制的轉型和改革，比如建立更具競爭性和開放性的市場環境，完善浪費各種資源的僵尸企業的退出機制，使個人和企業能夠擁有更為平等的競爭機會，同時健全社會安全網，為競爭失敗者和弱勢群體提供更好地保障，從而激勵個人和企業更為勇敢的創新。

　　深入研究日本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實施的政策和經濟社會體制轉型的經驗，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模式相似的趕超經濟體，具有明顯的借鑒意義。

　　最后，可以簡單比較一下理查德·卡茨的這部著作與伊藤隆敏和星岳雄合著的《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展與轉型》（中信出版社，2022年）。《繁榮與停滯》是一部關于日本經濟的教科書，對日本戰后的經濟增長作了全景式的深入分析，盡管這部著作也用了一章的篇幅專門介紹“失去的二十年”，但是這并非全書最重要的內容，尤其是該書英文版完成于2020年，因此，近年來日本經濟引人關注的復蘇尚未納入分析之中。

　　卡茨的這部著作則側重于日本近年來新的發展動向，特別關注微觀企業的變化，并以此作為切入點，結合豐富的人物訪談和案例分析，分析企業經營環境、政府政策和社會體制的變革。因此，這兩部著作在內容和風格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通過相互比較和印證，有助于深化我們對于日本經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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