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明顯減速，政府年初設定的GDP參考目標有可能十幾年來第一次無法達到。這種情況下，應采取何種對策？一些人對經濟失速之快感到恐慌，呼吁出臺擴張性政策以實現年初目標；另一種觀點認為，就業是更重要的指標，只要就業充分，GDP高一點低一點不重要，而目前就業形勢是令人滿意的，因而只需微調即可。還有人雖然同意政策應該視就業情況而定，但對就業統計數據不信任。當然，也有人對低增長與就業充分并存的現狀感到疑惑，稱之為“就業之謎”。

　　就業與GDP“脫鉤”

　　衡量就業和勞動市場狀況的指標主要有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和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率。

　　由于城鎮登記失業率長期穩定在4%左右，不能反映宏觀經濟的波動，已失去了參考意義。而從后兩個指標看，目前不僅就業形勢良好，而且與GDP增速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關聯，出現“脫鉤”。

　　2010年以來，GDP增長率呈逐年下降之勢，但城鎮新增就業卻保持穩中有升的趨勢，2013年首次突破1300萬大關。截至8月份，2014年新增就業已達到1000萬人，提前4個月完成了年度目標。

　　另一項數據是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公布的就業市場供求統計，該數據建立在全國100個左右城市人力市場招聘和求職基礎上，覆蓋了全國大約一半的城市轄區人口，由于直接取自市場，可靠性較高。該統計顯示，按季度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率”也在GDP走低的同時保持穩定，并略有上升。勞動就業市場也與GDP出現“脫鉤”。

　　后備勞動力大軍消失

　　長期以來，制定一個較高的GDP增長目標并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動員一切政策資源，是我國經濟工作的一個主要方式，也是一項“中國特色”。對這種工作方式合理性的解釋是，二元經濟之下就業壓力沉重，必須將經濟增速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人們還總結出 “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即可增加150萬就業”的經驗公式。

　　2013年初，中國統計局公布了一項相當重要、但未引起足夠重視的數據：中國勞動年齡人口2012年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截至2012年底，中國15至59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較2011年減少了345萬人。此前國家信息中心也發布預測，稱2013年中國的總勞動人口數量將達到頂峰。類似的預測也出現在一些非官方的報告之中。雖然這些數據只是測算數據，而非普查數據，但筆者認為這些數據在精度上可能有瑕疵，但其反映的趨勢是高度可信的。

　　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的時間系列數據不可得，但根據基本概念可以發現勞動年齡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之間的關系比較穩定，由后者作為前者的替代變量，從分析方法上看是合理的。

　　經濟活動人口由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兩大類構成，兩者之間存在此消彼長關系。近20年來，我國每年新增的經濟活動人口數呈波浪式減少的趨勢，其中1997年、1998年、2000年和2005年在1000萬之上，然后就迅速降到500-600萬區域的下方，2011年和2012年則分別只有191萬和315萬。

　　雖然目前經濟活動人口還未出現峰值，但每年新增數是如此之少，從側面印證了勞動年齡人口已過峰值的事實。簡單地講，我們已經沒有凈新增就業的壓力。2012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一歷史性轉變是近年來就業與GDP之間出現“脫鉤”的根本原因，所謂的“就業之謎”，謎底其實極其簡單，就是“總量上沒有凈新增供給”。當前充分就業是人口結構變化的自然結果，并非假象。

　　勞動力轉移仍然重要

　　雖然二元結構下特有的就業問題不復存在，但未來勞動力的部門間轉移仍然很重要。

　　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可以分解成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三個子項。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日益依賴TFP的提高，而勞動力從附加值較低的農業生產部門向附加值較高的工業生產部門轉移，就是提高TFP的一個重要途徑。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率能維持多高的增長率，勞動力從農業到工業部門轉移的速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雖然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低附加值的非農部門向高附加值的非農部門轉移速度)。

　　從就業總人數、城鎮就業人數、鄉村就業人數三個指標的時間系列數據看，前兩者在持續增長，而后者在持續下降。據經濟學家蔡昉估算，我國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占全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為23%，雖然比官方的40-50%要低很多，但仍然比發達國家高出很多，發達國家一般農業勞動力占比都是個位數，最低的英國只有1.2%。因此，城鎮年新增就業數字未來仍然重要，雖然它不再是判斷二元經濟演化的指標，但仍然是觀察中國經濟產業升級和運行質量一個重要指標。

　　傳統政策框架需改寫

　　對于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此前人們主要關注三個問題：一是對中國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影響；二是社保可持續性問題；三是對儲蓄率進而對資本積累和金融市場的影響。而人口結構變化將對就業政策和宏觀政策框架產生的顛覆性影響，還討論得非常少。

　　勞動年齡人口、總人口、人口負擔系數三個指標中，勞動年齡人口的峰值是最先到達的，因此，深入分析其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時不我待。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見頂，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我們的政策重點要轉移到解決結構性失業和促進就業質量上來，而不能再沿用原來那種通過推動GDP增長率來提升就業總量的方法。要重新理解物價、GDP和就業三者間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重構政策框架。本專欄曾在《宏觀政策應隨什么起舞》一文中詳解了三者關系。由于GDP與就業之間的線性關系被破壞，兩者出現“脫鉤”，因此，過去以GDP為中心目標統領一切工作的框架已不再適用。如果未及時把握這種變化一定會導致決策錯誤，當年“四萬億”計劃之所以力度失當，就是因對人口結構變化進而對就業問題判斷失準造成的。當前形勢下，如果繼續沿用原來的決策思維，政策出錯的風險不能低估。

　　宏觀政策應該首先關注物價，兼顧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國家通行做法。例如，美聯儲此輪加息參考指標，就是就業和物價，GDP只是附帶的觀察指標，從未被列為調整政策的觸發門檻。潛在GDP和自然失業率可變性較大，在結構變化劇烈的中國更是如此，因此無法準確或大致準確地測算，所以以GDP為中心目標天然地存在風險。物價因為有良好的可觀察性，所以合理的決策框架是保持物價穩定，既防通脹也防通縮，同時，關注與其反向運動的就業，至于GDP數據只是其附帶的結果，根本不能也無法事先設定。因此，在時機成熟時政府應該放棄公布GDP目標，使宏觀政策真正前瞻性地以物價和就業為導向，在這一框架下，只要就業穩定，GDP的波動不應該也不會引起恐慌，這樣就可以避免決策失誤的風險。

　　黃小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