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竹立家認為，公車治理之困的一個關鍵環節在于，使用公車的都是領導干部，但他們帶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綠色出行做得不到位。
竹立家還考察過國外的公車管理。他說，在國外，一旦被發現濫用公車，將面臨被開除的“滅頂之災”，“因為他們認為，公車私用、濫用公款這樣的特權腐敗嚴重影響了執政黨的形象，普遍會給予很重的懲罰”。
“但在我國，一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發現濫用公車的，一般給個警告處分完事。”竹立家說。
而且，我國目前還沒有一套能和國外看齊的規范的公車管理制度。
竹立家說，在韓國，公共部門用車的市場化程度很高。而在日本，為管理公務用車，市政委員會成立了公務用車辦公室，下面有專門的管理委員會，“去哪里、干什么、多少人去、用什么車，都有對應的制度。需要用車，可以在網上或電話預約，如果暫時沒車，可以通過辦公室到市場上租”。
建議
公車改革多算算“政治賬”
取消公車是最終方向
“要把公車治理作為改進作風的一部分，作為消除特權腐敗的一部分。”竹立家認為，國家和地方政府是否真正下決心治理，關系公車治理的成敗。
對于不少人提出的“公車改車補”的建議，他表示反對。竹立家說，公車改革的實質是一場價值理念革命，不僅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
“作為公仆，作為公務員，就不應該用公車上下班。”竹立家認為，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除國防、安全、外交、執法方面的用車和少量國家領導人用車外，一般性公共事務所用的公車，全部通過社會化和市場化來解決。“不能換一種形式，把公車合理化。”竹立家說，“取消公車”是最終方向，不能動搖。（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