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2月13日電 題：人類最早的紙幣交子為何誕生在成都？

　　——專訪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劉方健、交子研究者羅天云

　　中新社記者 王鵬

　　公元1024年，北宋朝廷在成都設立益州交子務，發行“官交子”，標志著世界第一張由官方發行的信用紙幣正式面世，這在世界貨幣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堪稱“貨幣革命”。

　　2024年是交子誕生1000周年，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劉方健、交子研究者羅天云共同出版的《千年交子與中國貨幣金融》一書，對交子進行了集大成的研究和總結。

　　交子誕生經歷了怎樣的過程？為何會誕生在四川成都？應該如何理解交子的歷史地位？近日，劉方健、羅天云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交子誕生經歷了怎樣的過程？誕生日應選哪一天？

　　羅天云：北宋時期，四川商品經濟發達，但由于貨幣流通形成的區域性割據，加上貨幣供給數量的有限性、貨幣幣材的復雜性，以及大量流通的細碎銅、鐵錢不便攜帶的特性，有必要對信用工具及貨幣工具進行改進，不然將會抑制經濟的發展。因此，陸續涌現出了諸如茶引、鹽引、便錢、交子、錢引等大量新型紙質信用工具。

　　交子的誕生，經歷了“私交子”到“官交子”的過程。受唐代“飛錢”影響，宋初朝廷在部分地方設立“便錢務”，為商人異地采購及資金攜帶提供方便。外地商人來四川采購時，需先將帶來的款項通過“便錢務”兌換成鐵錢，再將鐵錢存入信譽較好、隨時能兌現的金融鋪戶，鋪戶按收到的鐵錢出具蓋有商號印記的“楮券”。

　　這種“楮券”由于能給商品交易帶來方便，又能解決異地購物時鐵錢笨重攜帶不便的困難，逐步為大眾所接受。史載：“表里印記，隱秘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這時期的楮券(交子)由鋪戶各自開出，無統一形制，券面金額也不是固定印刷，而是根據需要手書在楮券上面。后因單家鋪戶信用不夠，便產生了16家富商鋪戶聯保，如某交子鋪戶不能兌付，其余交子鋪戶要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以此達到相互制約的目的。這就是最初的“私交子”。

　　1024年1月12日，北宋朝廷下詔批準地方官府設益州交子務，并于當年4月1日正式發行由地方官府信用擔保的“官交子”。這意味著交子被納入朝廷管理，與金屬貨幣一樣具有同等的法償性地位。因此從制度建構出發，以1024年1月12日益州交子務的設立為世界紙幣的誕生紀念日。

　　中新社記者：交子為何誕生在成都？詮釋了四川怎樣的人文精神？

　　劉方健：交子誕生在成都，是因為當時紙幣出現的條件在四川已具備。包括“揚一益二”的繁榮經濟，領先的蜀錦業、造紙業、雕版印刷業，以及社會信用氛圍，再加上鐵錢使用不便，交子作為紙幣應運而生。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的何平教授曾指出，盡管交子誕生背景有鐵錢使用的特別壓力，但在民間自發創制交子方面，要歸因于四川地方“茶商集團”內部的信任機制。時任右司諫的蘇轍在討論四川交子的價值問題時稱，“蜀中舊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可見，北宋四川交子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茶商的大額交易。而四川茶商集團活動的大環境，是地理上相對封閉的四川地區，在這個可以確定邊界的范圍內，打白條的行為易于發現，信任網絡的特定活動易于達成目標。正是茶商團體內部的信任網絡支撐了交子的發行和流通。

　　因此，無論是公孫述據蜀期間鑄造鐵錢，還是北宋成都發行交子，在傳統農業占主導的時代，四川地區地理優勢和人民的勤勞促成了社會經濟繁榮，對貨幣有強勁需要。而在政治上，因偏遠得不到中原的重視，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成為新型貨幣形態實驗的溫室，就可能為新型貨幣形態的創制提供動力和環境。

　　此外，四川從唐代起就是全國造紙業最發達的地區。宋代四川造紙技術進一步發展，出現了用樹皮制造的皮紙。尤其是用楮樹(現在稱作構樹)的樹皮內瓤造的紙，紙色潔白，質地堅韌，再加以涂漿和砑光等技術，紙質進一步改善，完全符合紙幣印制和流通的要求。

　　中新社記者：如何從中國貨幣的起源與發展，理解交子的歷史地位？

　　劉方健：中國貨幣發展史上，金銀因稀缺、價值相對較高，適用于貴重奢侈品貿易，價值較低的銅鑄幣更適合一般谷物、布帛等民生日用品的小額零售交易。在農耕時代的社會商品流通總量中，奢侈品所占的比重遠不如一般民生日用品大，故銅鑄幣的重要性遠大于貴金屬金銀。

　　中國唐代以前以黃河流域為腹地，對外開展的是以物易物的陸路絲綢貿易。隨著經濟重心向長江流域東南地區轉移，自南宋以來，海外貿易迅猛發展，中國以生絲、茶葉、棉布、瓷器、漆器、鐵器出口，從海外換回了大量白銀，從而使白銀數量和使用范圍都較唐代有顯著增加。明清時期銅鑄幣雖還未失去價值尺度的職能，但白銀已在國內市場廣泛流通使用。

　　但自宋以后，紙幣并不能穩步持續發展，原因有三：一是當時四川發達的商品交換經濟就全國而言還是局部的；二是以官府信用作為擔保而發行的“官交子”，其維護幣值穩定的制度措施尚在探索之中；三是當時的“官交子”兼有經濟發行和財政發行的雙重性——所謂經濟發行，是指根據當時商品流通中對貨幣的需求量來發行，當它被官府用于彌補財政虧空之時，就淪落為聚財的工具。

　　但毋庸置疑的是，交子的產生具有劃時代意義。其擺脫了自古以來實物貨幣如糧食布帛、銅鐵鑄幣對商品交換經濟的束縛，開啟了以信用為背書、以價值的符號代替實物或金屬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時代，緩解了“錢荒”對交換的制約，推動了人際交往關系的不斷擴大、勞動分工的專業化與社會化。

　　中新社記者：從世界貨幣金融史看，交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劉方健：交子的產生，開啟了人類歷史上使用紙幣的先河。在古代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埃及、波斯、巴比倫等早期是以村社為自給自足的經濟社會單位；古希臘古羅馬時代，西方是以奴隸主莊園(中世紀是以城堡)為自給自足的經濟社會單位。村社、莊園雖交易普遍，但交易量小，與金銀不相匹配。到重商主義時代，西方才以國家為單位進行外部交易，交易額度相對較大，故產生并沿襲了從貴金屬金銀鑄幣到紙幣的貨幣金融發展道路。

　　中國自商周到先秦時產生的多是部落或諸侯之間的貿易，交易量較大，有“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之記載，多使用金銀。自井田制解體，產生了個體小農家庭經濟并逐漸成為社會的細胞與主體，作為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家庭之間的交易不僅零星，而且較小，故一般不使用貴金屬金銀作為交易媒介，而是走向了從貝幣到銅錢、鐵錢、紙幣的發展道路。

　　盡管東西方的貨幣各有其發展道路，但最后都走向以紙幣為標志的管理貨幣或信用貨幣，說明它是符合東西方貨幣金融發展歷史軌跡的人類歷史的必然。(完)

　　受訪者簡介：

　　劉方健，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原執行院長。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思想史。所著《簡明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獲2023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入選“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

　　羅天云，民間交子研究者。潛心考證交子20余年，致力于交子文化的傳承和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