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案件往往專業性強，審理難度大。遇到技術“壁壘”，司法審判如何應對？近年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充分發揮技術調查官在查明事實等方面的作用，探索了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

　　化解一起兩家科技企業的互訴難題，就是一例。

　　北京A科技公司是一家獨角獸企業，也是自動駕駛領域的頭部企業。潘某和孫某此前曾在A科技公司工作，離職后，二人創立了B科技公司，從事自動駕駛技術的研發、測試與應用。

　　由于市場份額被擠占，A科技公司向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訴訟，認為B科技公司侵害自動駕駛領域核心算法、硬件和軟件源代碼等技術秘密，請求判令對方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案件審理過程中，B科技公司以A科技公司在其融資關鍵時間節點起訴，屬惡意提起訴訟為由，又將A科技公司訴至法院。

　　兩起案件纏在一起，如何快速理清？“在眾多算法秘密中明確爭議點，司法才能‘對癥下藥’。該案涉及大規模源代碼比對、算法邏輯甄別和商業秘密保護，事實查明與法律認定難度高。”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李迎新介紹，在這種情況下，中立的技術調查官深度參與技術事實查明很有必要。

　　在嚴格保障雙方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應用技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副院長胡涵清擔任技術“翻譯”，輔助案件辦理。“從代碼表層結構到算法深層邏輯，結合系統動態行為進行多輪驗證，經過多次勘驗，最終鎖定雙方的技術爭議點。”胡涵清說。

　　技術調查官協助明晰了技術事實后，雙方開展了針對性對話。在法院推動下，最終促成北京市自動駕駛行業的頭部企業與初創企業間的諒解與合作，實現了自動駕駛領域的良性競爭。

　　“既為當事人提供中立技術幫助，還協助法官將復雜的技術事實轉化為清晰的法律事實。”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宋魚水介紹，由于技術調查官的參與，使得法官對于疑難復雜、跨領域的技術事實的把握更加精準，輸出的裁判規則更具權威性和影響力，提升了司法機關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技術類案件的能力。

　　判得準、下判快，一組數據見證技術調查官發揮的作用：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為例，技術類案件年結案數從2016年的1430件上升到2024年的4524件，增幅達216%，年均增長24%，而技術類案件審理周期整體縮短近1/4。

　　近年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還進一步探索“雙技術調查官”模式。“在重大案件或交叉學科案件中，指派兩位技術調查官共同參與，進一步提升技術事實查明的精準度，當事人更加信服。”李迎新說，同時探索建立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繁簡分流”機制，根據對技術事實查明的不同需求，設置簡單咨詢、參與訴訟和一般咨詢3種參與模式，法官根據案件繁簡程度，選擇技術調查官的參與方式。

　　如何確保技術調查官的專業能力？據介紹，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了由14名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組成的創新保護專家委員會，推動形成“院士導航、專家引領、技術調查官支持、多方輔助參與”的多層次技術類案件技術查明和智庫咨詢機制。與此同時，持續深化人才交流及合作機制，拓寬技術調查官來源渠道，搭建技術調查官之間開展交叉領域聯合研究的渠道和平臺；嚴格技術調查官選任標準，科學設置任職期限，通過授課培訓等方式提升技術調查官的法律素養和履職能力。

　　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截至2024年底，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選任技術調查官300余人，實現了專業領域、參與訴訟流程的兩個“全覆蓋”，參與4300多件案件技術事實查明工作。

　　“下一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將持續深化對于技術調查官制度運行情況的經驗總結和制度創新，充分發揮技術調查官在技術類案件審理中的職能作用，不斷提升技術類案件的審判質效。”宋魚水說。

　　《 人民日報 》（ 2025年09月18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