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惠州觀察》最近報道了這樣一個故事，20年前，惠陽高級中學32名男女學生在老師等組織護送下從惠州出發騎車到北京，“小鐵人遠征隊”橫跨13個省、市，總行程13500公里。20年后，這樣的“致青春”故事，更引發了“兩代教育”話題的熱議。
相比20年前，遠征隊單騎遠行的校園故事，今日學生課外活動的貧瘠，可以說是讓人訝然。不僅體育不被重視，就連有限的課外組織活動，也被無節制地擠壓和剝離，而一系列校園安全事故的發生，更讓一些學校取消了“春游”“秋游”等活動。
壓制課外活動，理由是為了保證學生安全。這無疑是諱疾忌醫的，但同時也是虛無指向的。學校并無法確定保證學生安全，它只擁有《教育法》所規定的“教育職責和法定意義”，并不能承擔起法定監護人角色。而相比之下，父母監護人的責任似乎更明確一些。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學校沒有能力為學生提供一一保護，但一旦發生意外傷害，社會傾向于把所有責任推向學校。
現在，任何潛在的風險都可能被放大，使得校方更加謹小慎微、無所適從。為規避風險，盡量壓制學生活動似乎是較佳選擇。但從現實出發，如果要充分明確教育的職責、監護的義務，那么設立有效權衡的意外傷害機制至關重要。換句話說，什么樣的校園意外傷害應該由校方承擔？這里就要涉及到具體的校園預防和防治體制，比如說，可以更加明確學校責任的范疇，要制定緊急的救護制度，要妥當處理好保險賠償事務。
以國外的經驗來看，在達成政府和校園角色重要的共識前，對于概念的說明尤為關鍵。因為有明確的規則，才能理清一些爭議性問題：比如，根據過失相抵原則，學生不守校規就要承擔比率；有些意外傷害，本身屬于不賠償情況。這里的區別主要是將可控的風險標明，且將之置放到一個透明的框架內解決。畢竟，懸置于課外活動之外，校園安全歷來是達摩克利斯之劍。而如果因為規避風險，就徹底“閉門鎖校”，是有違背于教育的本質的。而我們在塑造“人”的過程中，社交和活動從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是美國教育家杜威所說的“教育是生活的過程”。
如果明白了教育所指，又肯下點力氣設計保障的話，那么很多風險未必是那么唬人。而教育所能做的事情，其實超乎我們的想象。比如說，安全教育中，可以充分的發揮出體驗式教育的優勢，進行更多的活動+課程的體驗模式。在這方面，惠城區建立了綜合實踐活動教育基地，以參與活動的形式來進行課程延伸，也是一種不錯的示范。
(王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