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5月2日電　新聞調查｜美國關稅戰之害的世紀警示

  新華社記者曹筱凡　于榮

  通脹預期高企、衰退預期提升、美元指數走低……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以來，關稅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超出市場預期，不僅給美國經濟帶來更多麻煩，也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分析人士表示，美國關稅政策在世界上制造混亂和不確定性，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是一場災難。

  這種反思讓人不禁想起上世紀30年代，在國內日趨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下，胡佛政府推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大幅提高關稅。此舉不僅反噬美國國內經濟，還攪亂了世界經濟、加劇大蕭條，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誘因之一。

  歷史一再證明，貿易保護主義無法解決美國結構性經濟困境，堅持“美國優先”，無視歷史教訓，必將損人害己，造成經濟活力下降、市場秩序混亂的困局。

  “美國歷史上最糟糕法案”

  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糟糕法案”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肇始于美國農產品保護之爭。20世紀20年代，歐洲農業從一戰中恢復，作為美國戰時主要出口商品的農產品價格下跌，美國農業利益集團游說聯邦政府保護農產品價格。

  1929年，共和黨籍總統胡佛上任后，著手提高農產品進口關稅。其他產業利益集團也借機游說，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全面升級。猶他州共和黨人、參議員斯穆特和俄勒岡州共和黨人、眾議員霍利于1929年共同發起旨在全面提高各類進口產品關稅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該法案出臺前就遭到美國學界和商界強烈反對，但胡佛最終在1930年6月17日簽署該法案。

  和此次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相似，《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幾乎為每個行業量身定制了關稅，將2萬多種進口商品關稅提升到有史以來最高水平，最高稅率達60%。此后，各國通過征收報復性關稅、限制貿易、制定出口配額等手段反制美國，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等國第一時間大幅提高關稅，一場全球貿易戰拉開帷幕。

  1930年，法國提高從美國進口的汽車、零部件、豬油等商品關稅；意大利將美國汽車關稅提高至100%以上；西班牙也提高針對美國汽車、輪胎、縫紉機等商品的進口關稅。

  美國歷史文獻辦公室數據顯示，1929年至1932年，美國從歐洲進口商品金額由13.34億美元降至3.90億美元，出口歐洲的商品金額從23.41億美元降至7.84億美元。這一時期，美國進出口貿易量減少了約67%，而世界貿易總量在1929年至1934年間下降了約66%。

  加征關稅猶如打開“潘多拉的盒子”，貿易驟降、股市暴跌、失業率升高，美國經濟在負面因素影響下加速下行。1932年7月，道瓊斯指數跌到41點的歷史最低水平，相比1929年9月的最高點下跌89%。《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通過后，美國失業率持續走高至1933年的25.1%。農產品出口大跌導致許多美國農民拖欠貸款，連帶又拖垮了一批區域性農村銀行。

  關稅引發的貿易戰加劇了全球經濟的大蕭條。《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實施頭一年，歐洲貿易總量下降18%，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別下降了33%；三年間，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下降15%。到1934年，全球貿易總量和全球工業總產值分別下降了66%和33%。

  德國政治經濟學家海因里希·李普曼回顧這場貿易戰時評論說：“沒有什么比1930年的美國關稅措施更能妨礙國際貿易關系發展。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在面臨嚴重危機時，在自己周圍建起史上最高的關稅之墻。”

  經濟衰退引起社會動蕩，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助長了極端思潮和保護主義情緒。一些國家在經濟困境中采取更激進的外交和軍事政策，走上極端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道路，為二戰爆發提供了土壤。

  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屢屢造成嚴重后果

  縱觀美國歷史，貿易保護主義思潮不僅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占據主導，并且每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劇時就會卷土重來。

  自建國以來，美國政府多次揮舞高關稅“大棒”，給美國國內和世界經濟帶來沖擊——

  1861年，時任總統林肯上任后積極推行保護北方工業資本利益的高關稅，嚴重沖擊依靠農牧產品出口的南部農場主集團。高關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南北分裂、社會撕裂，成為美國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1897年，時任總統麥金利簽署《丁利關稅法》，為了大資本的利益大幅提升羊毛、棉紡品、絲綢和糖等商品的關稅，把美國進口關稅平均稅率提升至52%。這直接導致美國進口商品價格大漲，消費者開支大幅上升，加劇全球貿易緊張局勢。

  1922年，美國通過《福特尼-麥坎伯關稅法》，不僅導致1923年至1929年平均關稅稅率提高至38.2%，還出臺了聲名狼藉的“反傾銷”政策。這一政策迅速引發歐美貿易戰，法國、西班牙、德國、意大利均提高針對美國商品的關稅，導致美國農民每年損失超3億美元，讓全球主要貿易國放棄自由貿易原則，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美各國的矛盾迅速累積惡化。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全球貿易戰并帶來嚴重后果后，羅斯福總統審視殘局，總結出慘痛教訓：高關稅引發報復并扼殺投資，使美國走上了“毀滅之路”。在羅斯福推動下，美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簽訂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各國間的高關稅壁壘逐漸松動。杜魯門政府一度將平均關稅降至13%。但《1974年貿易法》的通過，讓“301條款”成為美國最常用的單邊貿易保護工具。1979年至1982年，美國經歷兩次嚴重經濟衰退，里根政府為保護國內汽車、鋼鐵等行業，采取了新的進口限制措施。

  貿易戰一旦發生，貿易保護陰影難以短期消散。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徐建煒指出，貿易戰一旦開始往往曠日持久，其間還會伴隨受惠于貿易戰的利益集團的推波助瀾。對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掀起的貿易戰，盡管美國從1934年開始逐步削減關稅、尋求貿易自由化，貿易戰卻也延續了接近10年，直到二戰開始才真正結束。

  貿易戰沒有贏家

  2018年，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宣布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挑起經貿摩擦。2021年以來，拜登政府不僅延續了加征關稅措施，還著手推進“脫鉤斷鏈”，打造“小院高墻”，破壞全球經貿體系。但這些舉措非但沒能讓美國如愿實現制造業回流或減少貿易赤字，還導致其經濟受到沖擊，信譽受損。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指出，美國從2018年開始的加征關稅并未幫助美國相關行業增加就業。據估計，美國農民每年面臨超過120億美元的損失。

  美國政府聲稱遭受“不公平貿易”，一些政客認為提高關稅是消除美國貿易赤字的“最優解”。然而，這恰是美國政府對國內經濟問題的誤讀與曲解。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薩克斯指出，美國的貿易逆差源于自身財政赤字和低儲蓄率，而非別國的貿易行為。美國以錯誤的經濟邏輯為依據，對他國濫施關稅。

  加征關稅不僅不“對癥”，還會嚴重傷及美國國內消費者、美國企業和全球經濟。中國貿促會研究院院長趙萍對新華社記者說，加征的關稅將轉嫁給美國消費者，不僅難以實現預期的產業保護目標，還會導致通貨膨脹風險再次升高。

  標準普爾全球公司近期預測，加征關稅的國家和被加征關稅的國家都將遭受經濟損失，其他國家也將遭受附帶損害。持續高關稅會扭曲價格信號，進而阻礙全球提升生產率，對經濟造成長期損害。

  趙萍認為，在全球分工高度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的今天，貿易保護主義的負面影響傳導速度更快，波及范圍更廣，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阻礙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

  當歷史行至危險邊緣，回顧保護主義之害，世界呼喚摒棄短視筑起的“高墻”，避免全球貿易走向碎片化。以史為鑒，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站在逆規律、逆潮流的一邊，將難免重蹈覆轍，事與愿違，造成雙輸、多輸的惡果。